中国图书馆的起源
（一）甲骨文与典籍的出现
中国原始社会的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初期，由于劳动生产的需要和社会生活的要求，促使人们用图像、结绳，或用符号划在器物上的方法，代替口传的方法来交流信息和积累经验。文字是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经过很长时间，不断创造积累起来的，这是根据古代汉字差不多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形体，有的多达二三十个形体得出的结论。说明开始是单个文字时期，形成文字体系是后来的事。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和逐渐复杂，在部落内部或各个部落之间，不但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而且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后世的“巫”“卜”“贞人”就是其中的一批人。今天从考古发掘中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成文的文字是镌刻在铜器和甲骨文上面的卜辞，称为金文和甲骨文。
甲骨文出现于距今3500年，相当于商王朝武丁时期。当时已经大量使用甲骨文字，初步统计单字约有4500个。甲骨文在结构上已经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形式。此外，甲骨文还用了假借的方法，以义和音近的字表示另外的意思。从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和语法结构已有严密规律的情况看，必须经过相当长久的过程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根据这一点，推断夏朝已有原始文字是合乎情理的。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可能。在单个文字时期，不过是用单字代替结绳、图像、符号等来记录片段的语言信息，还不可能成为完整的文献和书籍。随着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字数量逐渐增加，结构逐步形成，体系逐步建立，也就逐渐出现了比较系统地记录事物的载体，这就成了当时的文献和书籍。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甲骨文来看，所记录的事物是简单的。在甲骨上的记录，少的只有几个字，多的有一百几十个字。卜辞的内容，涉及殷商王朝活动的许多方面，有畋猎、战争、历法、灾异等。那些文字已经能连句成篇，能够表达完整的思想和叙述事件的经过。应该说龟甲或兽骨上面，青铜器上面的记事，实际上就是记录在载体上的文献。殷墟集中在一起的大批带有文字的甲骨，确实是研究中国出现典籍问题的丰富资料。
卜甲是经整治后的龟甲，分为腹甲与背甲。卜骨是经整治后的兽骨，主要是肩胛骨，以牛骨占大多数。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在的，发掘出来的有成套甲骨，是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组成的。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成套甲骨由三片四片五片组成不等，这就是成册的甲骨文献。有人说我国有成文历史之始，便是书籍产生之时，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殷商时期的书籍除甲骨书册之外，还有玉版书册，商代玉册书籍至今只在殷商掘出一片。由于简册（策）、帛书，材料易腐，至今尚未发现实物，但在《尚书》与《诗经》中有所记载，这可以说明它们的存在。《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说明殷商先祖汤有册书，有典籍，用以记录推翻夏朝的事。西方图书馆史把文字的创造和典籍的出现作为图书馆起源的先决条件，那么应该认定，中国商王朝时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二）殷商王朝对藏书的管理
在商朝，典籍有比较固定的收藏处所。甲骨文绝大部分收藏在王室宗庙宫室内部或附近。商王室在宗庙占卜之后，所刻甲骨卜辞是藏在宗庙内的“龟室”之中。总的来说，商王室拥有大量文献典籍，有许多藏于宗庙的穴窖之中，其中一部分存于龟室，相当多的部分放在宗庙附近的穴窖里。
殷商王室有专门管书的人员。甲骨卜辞提及掌管甲骨文献的人是商王朝的史官。如卜辞中的“史”“御史”“大（太）史”等就是商王朝的史官。此外，卜辞中的“乍（作）册”“卿史”等，也是史官。
殷商史官管理文献的制度主要表现在分类方面。第一，从发掘出来的资料看，殷商除甲骨文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文献，但甲骨与其他文献却是严格区分开来的。第二，甲骨在地下埋葬的情况分四类，即：存储——有意识地保存的甲骨文；埋葬——大量甲骨集中埋在一起；散佚——发现的零星甲骨；废弃——一些习刻、仿刻的文字或卜辞等与陶片、兽骨、人骨、灰烬等混在一起。第三，存储和埋葬的甲骨中，刻辞的甲骨和备用的甲骨是分开的，而备用的甲骨又区别为原料和成品，分开储藏。第四，刻辞的甲骨，甲与骨分别以时代为序，一坑为一个时代，几坑为一个时代的都有。第五，从刻辞的内容上看，一类是记事刻辞，占少数，一类是卜辞，占绝大多数。有些刻辞内容较多，需要几块甲骨才能刻完，形成了成套甲骨。成套甲骨是集中储存的，这就是典册。
殷商王室设专门处所收藏文献，置专门史官分类管理，达到了有序地存储，其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使用文献。古代的藏书机构十分重视档案资料。现在发掘出的甲骨文，年代是从盘庚迁殷以后，一直到殷商的晚年。由于王室活动预先都要占（贞）卜，突然遇到的事情也要占卜，所以尽管甲骨文不是有意的历史记载，却也反映了当时王室的一些情况。自然也就反映出当时的一些社会事实，如农耕、畜牧、风雨阴晴、历法计算、畋猎、战争、崇祀对象等。这些记载，对后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殷商对文献的利用和崇奉神意是分不开的。祭祀、征战等国家大事，均须由巫史占卜吉凶，这样就得反复使用历书。其次，史官占卜，刻辞记事，妥善保管，直接目的是为了验证，卜辞中有君王和臣下省视卜辞的记载。商王室为什么如此重视验证？这是由于殷商最崇敬的是上天跟殷王的祖先统一起来的神，故通过占卜测知神意，以神意定天时、定人事，用应验的卜辞作为其治理天下的根据。这就是殷商王室利用甲骨文献进行统治的来由。从历书的反复使用、卜辞的频繁省视验证，到文献的参考和引用都说明了殷商王室的文献确实是被有效地利用了。
中国殷商时代的藏书机构，在文献的编排、取用、专人管理以及提供使用各方面，与西方古代图书馆大致相同。商代确实已经有了我国的王家图书馆。
（三）周代藏书制度的发展
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夏、商、周三代宗庙建筑相因，典籍藏于宗庙。宗庙是周王室重要文献的收藏处所。周王朝官府藏书处还有太史府。此外，周代还有专门收藏盟约的档案馆——盟府。天府是掌管宗庙守藏的官职名称。其次，周王室及诸侯都专设史官管理典籍。据《周礼》记载，周代史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小史掌王家谱关系；内史掌王对百官的升迁赏罚之法令与记录；外史掌王与诸侯之间的有关文书；御史掌赞书面授法令。
周代的藏书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藏书的划分方面，按照藏书处所的不同，大致分为王室宗庙藏书、太史府藏书与盟府藏书三类。宗庙收藏的文献是供周王专用的国家重要文献。太史府的藏书，除按王朝与诸侯两个等级区分以外，依周代的史官制度分类保管。据《周礼》记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典，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式、军事事务、法律事务、手工建筑，他们分别负责收藏和保管有关的文献资料，总的由大史掌管。而小史、内史、外史、御史按各自的职责分工收藏有关的文献资料，界限分明。盟府的藏书则分别由王室与诸侯两层收藏，主要是有关盟约的档案文件。总之，这些藏书的管理方法是先按收藏处所划分，然后按职官职责分别保管，最后按事务分类存储。
宗庙内所保存的国家重要文献的作用，不会仅限于在王室大祭时，作为国宝陈列，还要供王室经常查阅的。金匮是当时藏书的重要工具，多置于宗庙之中。周王朝的太史府收藏的图书也提供使用。以此类推，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的藏书也会有一定范围使用，因为有关历史文献典籍在这些部门中收藏的目的，就是把它们作为设立史官处理国家事务的工具来利用的。设于王室与诸侯的盟府，专收盟约等档案，也是供人们查阅的。
在周代，文献的收藏条件已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管理人员有了较细的分工。分类与保管的制度得到明显的发展以后，文献的利用就取得了更大的成果。
（四）简帛书籍的兴盛和发展
如果说成套文字甲骨是我国早期典籍的雏形，那么，我国最早的正式书籍应自简策始。也就是说，简策才是用文字写在或刻在专用材料上记事成为供人阅览的著作物。专门用作书写的材料是经过加工的竹片和木板。用竹片的成为“简策”，用木板的称为“版牍”。
竹木应用于书写的起源很早，殷商与宗周的甲骨金文中的“典”“策”二字很多，这不仅指甲骨本身，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等的简策。战国时简策已很兴盛，两汉承袭此制，简牍册封，传达王命，这些都有发掘实物。大体上可以说，竹简、木牍的使用，始于上古至公元3或4世纪，而以竹简为先，木牍较后。“简”字是从竹头，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已有。“牍”字至汉代始见于文献。出土文物也证明竹简早于木牍。
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书籍制度影响很深。竹和木是很普通的材料，用它们来制作简册，便利了人们的著作、收藏和利用，促进了我国早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帛书出现于公元前6、7世纪的春秋时代以前。用于书写的材料，缣帛比竹木好得多，不仅质地轻软，便于携带保管，而且色白、吸墨、浸水不胀、耐腐蚀，是纸张发明前最好的书写材料。但缣帛种类很多，并非都可供书写，一般供书写用的“素”“绢”“纨”，均由生丝制成，价格昂贵。春秋战国时代，帛书的用途仅限于竹木所不能胜任的、重要的或卜筮有关的文献。起草稿常用竹简，定稿后才用缣帛。简帛书籍的兴盛和发展，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经济政治发展与文化繁荣的需要，反过来又成为这一时期私人讲学、著述和藏书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