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图书馆
（一）近代图书馆的萌芽时期
19世纪初期，西方近代印刷术开始传入我国。1840年以后，逐步改进为更适合印刷中文图书。从此，我国近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近代期刊、报纸也多起来了。图书的种类在这个时期也多起来了，除了翻译的书籍大量印刷以外，教科书、工具书、小画书等都纷纷问世。
我国近代图书馆的萌芽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以前为酝酿时期，戊戌变法及其以后开始建立，光绪末年宣统初年出现了一批近代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在戊戌变法以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中，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振兴国力、抵抗侵略的途径和解决社会矛盾，纷纷介绍西方的经验，提出各种改革方案，兴立新式图书馆是其中的一条重要措施。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具有很大意义。变法的主要内容涉及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等。实际上间接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当年学会已经增加到87所，学堂131所，报馆91所。它们多附设藏书单位，一般有较完善的藏书和管理制度，在宣传维新，推行新政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图书馆虽不如西方近代图书馆先进，但是从内容到形式，已经不同于古代封建藏书楼了。其具有以下特点：集资共享，书报齐备、中西兼顾，注意馆舍和选址，讲求研习和翻译，管理比较科学。这时期新设立的学堂，已经注意到建立藏书楼。各学堂藏书楼中，以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藏书楼规模最大。
戊戌变法后不久，安徽、浙江等省出现了公共藏书楼。最著名的公共藏书楼是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基本上是仿效东西各国图书馆管理制度。虽然为私人开办，不用图书馆名称，但实际上已经具有近代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它是从中国古代的封建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一种过渡。它和同一时期内安徽、浙江等地出现的类似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对新学书籍的收藏与管理的新方法有所了解，成为后来各图书馆建立的参照模式。客观上加强了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学思想的宣传，促进了中国大批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由国家建立的公共图书馆开始于20世纪初。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湖南巡抚庞鸿书建的图书馆正式在长沙建立，这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公共图书馆，是我国新式图书馆的先驱。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清学部计划当年颁布图书馆章程，第二年京师开办图书馆，第三年各行省一律兴办图书馆。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学部上奏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中明确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提出京师及各直省先设图书馆一所，各府、厅、州、县依筹备年限，依次设立。将它们定名为京师图书馆、某省图书馆、某府、厅、州、县图书馆。这是第一次把中国的藏书机构称作“图书馆”。对图书馆选址、建筑规格、馆内布局、人员编制等，均有明确要求。将图书馆馆藏分为两类，即保存的图书和供阅览的图书。《章程》要求京师及各省图书馆要附设排印所、刊印所，以便翻印。这个《章程》是中国近代最早颁布的一份关于图书馆的法规。事实上，京师图书馆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筹建。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图书馆馆史由古代图书馆向近代图书馆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建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起了关键作用。
（二）近代图书馆事业基础的奠定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10年左右的时间，伴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潮中，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完成了从萌芽向兴盛的过渡。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兴起，对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促进作用。
1.公共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在辛亥革命以前尚未开馆。只是以翰林院、国子监及内阁大库残本为基本馆藏，陆续抽调地方一些重要图书资料。未及开馆，清朝灭亡。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派员继续筹建，将旧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及部存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分调入京师图书馆，当年8月开馆。1913年在宣武门外前青厂设分馆。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于当年7月呈报教育部批准《京师图书馆阅览章程十八条》。转年2月，教育部派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负责京师图书馆，该馆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由鲁迅负责。10月因考虑到当时馆址偏狭，不适应客观需要而暂停开放阅览。宣武门外的分馆照旧开放。1916年鲁迅以教育部名义，将立案的出版图书分送京师图书馆收藏。经过鲁迅和京师图书馆人员的积极准备，1917年1月26日，京师图书馆正式举行开馆仪式。开办时的藏书共有5424部，15 1375卷，52 326册。根据1917年1月12日京师图书馆呈报教育部的《暂行图书阅览规则十九条》，可以看到，京师图书馆已经全年开馆。每周除节假日外，全天阅览，购券入馆。但学生阅览不收费。券分六种，收费不等。各阅览室分工，阅读文献范围视读者所持的券种而定。优待捐赠书籍者。阅书数额有限、种类有限。摄影复制要审批和交费。书籍除特别通融，一律不得借出馆外。阅览人数据京师图书馆分馆统计，1915年全年开馆292日，入馆3443人，平均每日不到12人。
1915年10月，当时的教育部颁布《通俗图书馆规程》十一条，同年11月教育部又颁布《图书馆规程》十一条。根据这两个规程，民国初年的公共图书馆，一般分为两种类型：通俗图书馆偏民众使用，普通图书馆注重学术文献的保存和使用。前者多免费，后者多收费。据教育部行政纪要第二辑统计，到1918年止，全国共有通俗图书馆286所，其他图书馆170余所（包括普通图书馆和大学、学校图书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其中以通俗图书馆发展最快。通俗图书馆不仅数量多，而且服务较好，读者称便。从普及文化教育的观点看来，通俗图书馆比普通图书馆对社会更有益，发展得更快。
2.大学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在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有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宣统元年（1909年）建立的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公书林，1914年建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1917年开放的北京高师图书馆，1917年建立的武汉大学图书馆，1918年建立的上海南洋大学图书馆和同年建立的清华学校图书馆。
（1）京师大学堂图书馆。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前身，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百熙奏办京师学堂，曾分别提取各省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包括已译和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1912年严复为北京大学总监督，把藏书楼改称为图书部。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1918年聘请李大钊当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当时馆址占有第一院大楼一层全部，设有阅览室、书库，共有职员21人。藏书情况，截至1920年已有中文图书123 651册，西文、日文图书19 846册。
（2）清华学校图书馆。1912年，清华学校仅有规模不大的图书阅览室，隶属于庶务之下，每天上午开放阅览。1914年独立为学校行政之一部。1916年始建馆舍，1919年新馆落成。藏书情况，1919年统计有西文书1万多册，中文书3万4千多册；报刊方面，截至1921年有英、法、德杂志217种，中文杂志60种；有英法报纸12种，中文报纸45种，并在1917年订了《图书馆规则》，1918年订立了《图书馆借书规则》。
3.专门图书馆
这个时期的专门图书馆主要是一些学术团体和机关图书馆。如1915年由社友公决筹办的中国科学社图书馆，1921年创立的教育部图书室，1915年创建的外交部图书处。除此之外，专门图书馆还包括宗教图书馆、翻译图书馆和研究图书馆等。
4.私立图书馆
私立图书馆是由私人集资筹建的。规模最大的是上海的涵芬楼，它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前身，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初只不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一个图书机构。涵芬楼藏书古今中外并纳，日本、欧美名家撰述的新书，数量也不少。涵芬楼藏书分八类，即：天字——旧书；地字——教科书及教科参考书；元字——东文书；黄字——英文书；宇字——日报、杂志、章程；宙字——地图、挂图、杂画；洪字——照片、明信片；荒字——碑帖。《涵芬楼借阅图书规则》指明，上班时间全天开放，但比编译所上班时间早起、迟散，方便“同人公余之际从容浏览”，借期可长达半年。
5.儿童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的单独设立，也自这个时期始。1917年10月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在处内附设儿童图书馆。在《儿童图书馆规则》中，限定12岁以下，8岁以上儿童阅览。每天下午开馆，星期日全天开馆。阅览免费，借出要保证金。儿童图书馆不定期举行儿童会、讲演会、展览会。开办以来，初见成效。这是最早见于记载的儿童图书馆。
总之，自民国建立以来，各类型图书馆蓬勃兴起，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打下了基础，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实现的。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体现，又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和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这就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从五四运动到1927年，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和管理水平提高几个方面，而且表现为图书馆能够配合革命斗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揭开了我国图书馆史上新的一页。
1919年到1927年，全国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各种专门图书馆在各方面都有许多变化。各省之前没有设省立图书馆的，在这段时期陆续设立了。总的来说，这段时期，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仍以公共图书馆为多。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25年全国502所图书馆中，公共图书馆259所，占51.6％，学校图书馆171所，占34％，其他类型图书馆72所，占14.4％。大学图书馆在这期间也有较大发展。据统计，1927年，全国大学图书馆共有70所。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除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李大钊领导下有较大变化和特殊贡献以外，北京高师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均有显著进展。另外，无论研究机构、行政机关、工商金融机构和宗教团体，以及各种私立图书馆都有增设及扩大。
五四运动后，受新文化运动启发，社会对图书馆更加重视，导致图书馆本身的管理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比过去更加重视图书的使用。书籍阅览流通工作与入藏整理工作得到同等看待。从组织上看，阅览部、流通部或出纳部与采访部、编目部等并列为图书馆的重要部门。从规章制度看，借阅规则成为多数条文的内容。从建筑看，宽大开放的阅览室已成为近代图书馆设计的特点，读者目录的研究与标准化也相应地得到注意。其次是读者范围的扩大。这时期由于教育普及，读者除了原来的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包括了社会各界人士，馆藏图书的内容也更趋于通俗和实用。与此相应，馆内工作逐渐复杂起来。已经从简单的收集、校仇、审定、分类、排架等分散的活动，转变为从事引入国外图书管理新法，以代替经、史、子、集的分类编目方法，并增加实用学科书籍。改进了流通采购方法，加强了分工协作。这个时期图书馆专业学术性也增强了。图书馆的研究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为下一个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四）中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在西方图书馆先进的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下，经历了清末的萌芽阶段，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兴起阶段，到五四运动后的发展阶段，逐步奠定了基础。1928年到1937年，中国的图书馆数量增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统计，1935、1936两年是1949年以前中国图书馆最多的年份。据当时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中引1930年调查，全国有图书馆1468所；1931年已达2935所。据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数字，到1936年，全国图书馆共有5196所。
国家图书馆在这期间有两所，一为北平图书馆，一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这时期各地省市立图书馆也有较大发展。1927年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规定“各省区应设图书馆”。从此，图书馆事业由省会发展到基层。各省县区新设的民众教育馆中，多兼设图书馆。除了省馆以外，还有市馆。全国各县、县政府所在地多设有图书馆。这种图书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公立图书馆；一种是私立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在1927年到1936年有了更大的发展。教育部在各大学立案的规定条件中，明确须有完备的图书馆才算合格。事实上，各大学图书馆经费较为充足，馆舍较为适用，馆员数量较多，收藏上也比较丰富，因而在文化学术方面贡献较大。据申报馆在1936年的调查，当时收藏超过20万册以上的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金陵大学图书馆五所；收藏15万册至19万册的有：中央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三所；收藏10万册至14万册的有：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中法大学图书馆、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齐鲁大学图书馆七所；7万册至9万册的有：山东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交通大学图书馆、福建学院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沪江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八所；5万册至6万册的有：北洋工学院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图书馆、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中国大学图书馆、协和大学图书馆、国民大学图书馆九所。其余都在5万册以下。据教育部《二十二年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当时全国国立、公立、私立大学院校共有109所，共有图书4 493 616册，平均每校4万多册。在馆舍方面，自1927至1937年10年间，新建和扩建者颇多。在经费方面，各大学不等，少则一二千元，多则十几万元，一般在万元左右。各大学职员人数也不等，少的有一二人，多的有30多人，一般不到10人。总的情况比公共图书馆好得多。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能有如此巨大的进步，这在整个图书馆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其他类型的图书馆发展也很快。研究机构图书馆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为代表。行政机关图书馆，集中在南京，各部图书馆藏书都在1万以上。
总的来说，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大发展，无疑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到30年代达到高潮。这主要归功于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全国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建立和发展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一切新的革命文化事业的总潮流，这股不可扼制的力量，克服了各种困难，为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