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图书馆
（一）汉代图书馆制度
早在西汉建立的过程中，刘邦、萧何等就已重视典籍的收集。汉朝统治者对文献典籍的重视，首先表现在宫廷藏书处所的建立。皇宫以外的官府藏书处，有太常、太史和博士等官吏掌管的石室、金匮和石渠阁。皇宫以内的官府藏书处，有延阁、广内和秘书。秘书亦即兰台。西汉官府藏书所，还有天禄阁，此外，麒麟阁和曲台等也在内府。东汉官府藏书量增加，外府又有东观之藏，内府又有仁寿阁之藏。此外，还有辟雍、宣明、鸿都等处，也是东汉政府藏书的地方。在两汉众多的官府藏书处所中，可以石渠阁、天禄阁、东观、兰台为代表。
汉代掌管图籍的官员制度有个演变过程。到了东汉时期，有了专职图籍管理人员。到东汉恒帝，进一步建立了秘书监制度。秘书监属太常管辖，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分设校书郎中、校书郎。秘书监的设立，是我国明代以前历朝官府图书馆机构共同模式的初步形成，也是国家图书机构正式设置专职官员的开始。
在汉代书籍的收集上，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派人搜寻图书，重赏征借私人藏书抄录。搜集到的文献，不再像过去那样，由起草官书的机构保存，而是由皇朝的图书馆收藏和管理，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参与了这项工作。由于是以国家政令收集藏书，故能“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据后来统计，约有33 000多卷。
在整理和编目方面，面对收集来的大量断简残篇、正误不分的文献，整理和编目便成为利用的前提。在整理过程中，首先集中各同种写本，先将这些同种书集中。其次校订篇目，在每篇的几种或几十种写本中，把内容最多、篇章较完整、字句较准确的，定为正本。再次，对书名、篇名不定者，经过研究之后给予合适的名称。最后，整理及校正工作完成后，才由缮写人员誊清，用素丝、缥丝或青丝编连起来，成为新本。每书校订以后，要写一篇叙录，概述撰写者简单情况，全书宗旨和内容，然后将各书汇编而成《别录》。刘歆根据刘向叙录，编成《七略》，这是中国分类目录的第一部书，大约完成于公元前5年。
在世界图书馆史上，汉代的《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分类目录和图书目录，而且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型综合目录。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对我国封建社会图书馆地位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后历代王朝，无不效法汉代设置专职官吏，结集天下图书，整理校订编目，建立内外馆阁，并在馆阁编撰史书、方志、典章、法令，形成庞大的国家图书馆体系。汉代图书馆整理和编目的研究，还开创了我国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的先河，对图书管理的指导思想、体制和系统，做出了学术上的贡献。在图书的整理、分编、校订、提要、抄缮等方面的程序、方法和技术方面也留下了宝贵经验。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图书馆的发展
三国时期社会的发展与学术文化的进步，都与官府藏书的建立和整理直接相关。曹魏时期，政府下令搜集散落遗失的典籍，收藏在“秘书中外三阁”，即内阁、兰台和崇文馆。又设下府，置秘书，秘书令下设秘书郎专管典籍。三国时，蜀、吴均设立了东观。蜀国置秘书令，掌校秘书、秘书郎管理典籍。吴国置东观令、秘书郎、中书郎管理典籍。
两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频仍，民族融合斗争，王朝此起彼伏，但由于政治、经济的需要，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政府图书馆继续得到发展。西晋建立，不仅承继了魏国的政府藏书，也收缴了吴国图籍，还命令各地方向中央献书，把政府图书馆的书籍分别保存在秘阁、兰台、崇文院。在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的宋、齐、梁、陈，还是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注意征集图书。各代收集的政府书籍都是分别放在秘阁、学士馆、文德殿、华林园、东宫、寿安殿、德教殿、承香殿、东观、仁寿殿、文林殿、麟趾殿等处。管理的机构和职官，基本上沿袭前朝制度。为了很好地利用官府图书馆的藏书，南北朝各代都进行了藏书的整理和加工。南朝的宋代搞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工作。整理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利用效率。这时期南北朝开始形成抄书风气，这是图书复制出版的手段之一，也是利用藏书的一种方法。与此同时，借书活动也开始了。据《南齐书柳世隆传》记载：“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时间在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这是官藏外借见于记载的开始。
（三）隋唐图书馆的制度化
隋朝统治时间虽然短，但在文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图书馆条件较好、文献收藏和整理比较系统、完善。隋初，隋文帝杨坚就非常重视收藏典籍和掌管典籍的图书馆。一方面妥善接收了北周15 000卷和陈的大量政府图书馆藏书，建立了秘书省，并派人到各地广泛搜访各种图书。为了更好地利用空前庞大数量藏书，隋朝政府图书馆进行了繁重的目录编撰工作。隋朝图书馆规模宏大，藏书的收集、校对、补缺、抄缮和编目，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从初唐到唐末，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图书的收集。有史记载的图书收集前后至少14次。搜访遗留图籍在唐朝可谓是各代皇帝例行的一种制度。唐代建立的图书馆有秘阁、乾元殿、丽正殿（后改为集贤殿）、崇文馆、弘文馆、史馆、司经局等。面对“典章纷杂”、质量参差不齐的藏书，各图书馆投入巨大的人力和时间进行整理、校对和编目，规模较大的就有四次。第一次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经唐高宗至武则天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共47年。第二次整理图书自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共38年，这也是整个唐代整理校书编目最盛之时。第三次在唐德宗贞元年代，安史之乱后，两京图书损失很大，因此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整理、校书、编目。第四次整理、校书、编目在文宗开成年代（公元836—840年）。
对图书馆的利用，既有统治的需要，也有文化发展的需要。唐代还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工具书，都是靠图书馆完成的。唐代官修史书和私修史书的编者都是在政府图书馆工作的官员。大唐盛世对于图书馆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特别是在学术文化方面，图书馆丰富的文献收藏和利用，几乎和所有著名成就的取得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唐代发达的图书馆事业，就没有大唐盛世的辉煌文化。
（四）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
到后梁、后唐、后蜀、南唐大体仍沿用唐朝图书馆的名称，如集贤殿、弘文殿、崇文馆、学政院、史馆等。除北汉外，各朝均设秘书省管理国家图书馆。雕版印书，实际多为各朝图书馆经营。
宋辽金元时期社会的发展，经济的逐渐繁荣和文化方面辉煌成就，反映到图书事业上，就是著作种类增多、出版范围扩大、印刷技术的提高和书籍制度改进。宋元时代的印刷出版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宋代的活字印刷术虽然简陋，却具备了现代印刷的三个基本过程——铸字、排版、印刷。元初《农书》作者王桢又研究改进了活字印刷术，制成木活字，并用这种方法印了100部著作。但活字印刷本比起雕版印刷本在数量上还是相差很远的。宋元时代的雕版印刷业遍及全国，较繁荣的地区在四川、杭州、汴京（开封）和福建。元代还出现了套色版印刷品。套版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的新发展，多为朱墨两色，比欧洲出现套色印刷至少早一百年。全国所刻图书可分为官刻本、坊刻本和家刻本三大系统。从宋初到宋真宗景德二年，不到半个世纪，印版由4000发展到10万。宋版字体是后代各种印刷字体的根基。今天所谓“仿宋字体”有此含义。宋代刻书早年多模仿欧阳询的字，后来逐渐改为仿颜真卿或柳公权的字。元代赵孟頫的字体较为流行。
宋元时期，继历代搜求图书的传统，朝廷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收书活动。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收集图籍13 000多卷。后平定后蜀，收书23 000多卷，平定南唐等又收书3万余卷。宋太祖和以后各代皇帝多次下诏悬赏求书，有记载的至少有8次。宋元以来国家图书馆的名称大多数继承前代，北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馆、乾元殿、崇文院、秘阁、国子监、御史台、金人院、龙图阁、尊经阁、玉寝殿、太清楼、宣和殿、四门殿等各种名称。南宋有秘书省、天章阁、宝文阁、显漠阁、徽猷阁、敷文阁、合龙阁、石经阁等名称。辽有乾文阁、宣政殿、观书殿、昭文馆、崇文馆、国史馆、翰林书院等。金有崇文院、国史院等。元有秘书库、太史院、艺林库、奎章阁、古书库、艺文监等。在政府藏书机构的组织管理方面，以北宋的“三馆一阁”最为突出。三馆即昭文馆、集贤馆和史馆，它们同属崇文院。一阁即秘阁。政府图书馆对藏书的整理、校对和编目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以宋代成就最大，前后5次校书。
对比西方，中国五代、宋元时期正值西方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中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图书馆是无法和中国当时的“三馆一阁”等图书馆、《崇文总目》等国家书目、《太平御览》等四大类书的成就相比拟的。无论是藏书数量、图书馆规模、馆舍建筑、文献整理加工等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的前列。特别是被称为中国百科全书的大型类书的编纂，其时间之早、部头之大和水平之高，都堪称当时的世界之冠。欧洲私人图书馆在这个时期还较为罕见，而中国的私人图书馆在这个时期收藏数万卷的已经为数不少。宋代书院图书馆的出现，不仅在中国是新生事物，在西方，早期大学图书馆的出现，还是数百年以后的事。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科学技术为西方世界所望尘莫及，而中国这些卓越的文化科学成就正是靠历代图书馆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创造出来。这些宝贵的遗产也是靠历代图书馆图书的收藏和利用，才得以留传至今。
（五）明清时期图书馆的演变
明代和清代前期政府图书馆仍然沿袭历代朝廷的制度，其规模更大，统治更强。书院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则空前活跃和繁荣。到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腐朽衰落，图书馆事业全面发生了变化。
明朝对收集图书非常重视。在洪武元年，建立的宫廷图书馆，名为大本堂，到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设秘书监、监丞、管内府书籍。虽然明朝收藏图书丰富，也有一些专门的藏书处所，但因组织机构多变，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专人负责，造成典籍混乱，藏书散失严重。《国史经籍志》记载，明官府只收藏，轻校管，藏书虽富，质量不高。这可算是对明政府图书馆收藏情况的一个总评价。
清朝收集图书目的与历代不同，过去都是为典藏文集而搜访四方遗书，清代是为编纂一批图书，禁毁一批图书以加强思想统治，即所谓“寓禁于修”。这一点主要反映在康、乾时期，而以乾隆时期最明显，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认定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违禁图书一概被毁，损失很大，但由此而征收到的图书，加上明朝的遗书，数量远超过前代。清朝政府图书馆有内阁、昭仁殿、国子监、翰林院和文渊阁等7阁，还有嘉庆年间的养心殿宛委别藏、紫禁城内坤宁宫御花园中的摛澡堂、圆明园内味腴书屋，以及武英殿等与刊刻图书直接有关的藏书处所。清代政府图书馆的编目工作成就超过历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中国学术史性质的著作；《天禄琳琅书目》10卷及后编20卷，亦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序。清代政府图书馆的管理是比较完善的。《四库全书》修成，文渊阁的103架上，每架放什么书，都有排架图。《古今图书集成》分贮12架。《四库全书》的书籍以不同颜色区分部类。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黄色，集部灰色，目录杏色。各书封面、签条书皮及带子，均为该部色调相同，书函全用木制，上刻函数及书名，每书首页盖“文渊阁宝”，末页盖“乾隆御览之宝”。清朝的国家图书馆主要提供藏书资料编纂大型类书、丛书与史书。这原是朝廷建立图书馆的主要目的。大规模地收集天下图书，整理、校勘、考证、删除、编制目录和提要、修筑大批馆阁，都是为了编纂统治者巩固清王朝所需的书籍，并利用这些书籍达到其政治目的。清代纂修图书主要在康熙、乾隆两朝。
明清书院已经成为教学、学术研究、收藏和利用图书、刊印经籍的统一体，它们既是著名的讲学中心、学术研究中心，同时也是规模可观的图书资料中心和很有影响的印刷出版中心。书院和书院图书馆融为一体。如果说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那么，书院图书馆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学校图书馆。
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但是，与西方相比，中国明代图书馆基本上仍是保守地沿袭着历代封建王朝图书馆的模式，只供少数人使用。私人藏书使用范围也极有限。书院图书馆使用范围较广，表面上似乎与西方的大学图书馆相似，而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西方大学图书馆是适应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生产需要的新兴文化教育机构，而中国明代书院图书馆则仍然为封建科举的附属教育机构。尽管《永乐大典》的编纂、官私藏书目录的编制，特别是由于充分利用丰富文献而创造的哲学、文学、史学，某些科学和艺术的学术成就，并不亚于西方，但是在自然科学与近代应用技术方面，已经不能保持住先进地位了。到16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世界。17世纪中叶，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沿袭着历代皇家和士大夫收藏图书、为封建学术和科举设立书院而收藏图书的旧制继续发展的时候，西方的图书馆事业走上了普及推广和极大提高的成就。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首都都设立了国家图书馆，大多数都有了全国出版物的“存放权”。有些图书馆还出版了自己的印刷目录供全国使用。一般藏书都有百万至数百万册，而且对全国民众开放。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和专门图书馆也已出现，这是当时清朝所没有的。只有私人图书馆为中国与西方均有的类型，它们一般都不对公众开放，选购和保存图书都比较完善。在藏书家死后，其书籍也都散失，最终都转入公立图书馆中，这是共同点。所不同的是藏书家的身份不同。在西方，私人藏书家已非中古时代的贵族或僧侣，而多为富商或专业人员，而中国明清的私人藏书家则仍以封建贵族和士大夫为主。因此，西方图书馆史认为，现代学术的兴起，应归功于有能力提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而现代学术的传播与昌盛，则归功于私人拥有藏书和对私人藏书的利用。清代官方编纂的大批重要的参考工具书，当然是很大的成就，但使用范围狭小，而西方图书馆却能够做到大量提供公众使用的目录、名录、索引、年鉴、手册，以及其他工具书。欧美许多国家的大型图书馆，都把搜集“黑暗时代”前后的各种重要写本和印刷本作为头等大事。由此可见，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从世界前列逐渐转为落后了。然而，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作为充分发展了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重要社会现象，将近两千年来，有其自己的辉煌创造和优良传统，它对于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文化学术成就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应抹杀的，在谈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时候，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贡献，应是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