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是否胜任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任务
翁文灏（中国）
（1943年9月6日）
中国要迅速建成新式的、大规模的工业，是否为中国民族所胜任。此问题并非奇特，实事实所应有，且具有重大关系。因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各有特长，亦各有其特短。例如我国东三省原住人民以狩猎为生，不善耕种，所以对于林木极为爱惜，不愿摧残，因此从古传来的森林得以保存。内地人则性喜耕种而不甚爱树木，且为广辟耕地起见，往往砍树种田，为速于成功起见，且不惜举火焚林。所以内地人愈发达的地方，童山愈多，农作愈盛，因此情形，所以在我国兴农甚易，造林则难。另一方面，我国民族亦长于贸易，懋迁有无，早见古训。所以凡我民族所到之处，即见商务繁荣，且因交通鼎盛，使农工生产亦更易发展。但中国民族之文化，以私人为中心，以家族为单位，凡于此中心及单位有利者，皆能不畏艰苦，努力经营，对于近代营业的制度，如公司、银行、保险、信托、联营等各种范围较大的组织，较有效率的方法，则不能了解，即偶有问津亦不能善为发挥力量。此种现象在南洋各处最为明显。马来、东印度等处大量的锡品、橡胶、食米、食糖的农工生产，出于中国侨民之手者为数甚多，中国侨民亦诚甚受其赐。惟如远洋运销，集中营运，用途分配，国际协定等事，则关键所在实多操于西人。揆之事实，华侨固为南洋经济之中坚，但南洋华侨所以能克为致力得有成效者，实甚赖英荷属地政治之安定，治理之清明，规章之齐整，金融之匡助，运输之通畅，以及大规模贸易之便利。有顺便之环境，然后方有兴盛之事业，故造成此环境之能力，诚为建设成功应有之条件。以华侨与内地居民相比，华侨富而内地贫，华侨事业多而内地事业少。同是中国民族何以有此歧异，不能不溯及此顺便之环境的有无，以说明此经济显然之分别。
试更追想中国过去的几个大工业，例如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集萍乡煤矿、大冶铁矿、大冶铁厂、汉阳钢铁厂为一组织。其事业为张之洞所创办，盛宣怀所建成。张氏是纯粹为公的，始终未加入一毫私人利益，盛氏则全是为私的，所以名为公司，实等于盛氏私产，其妻其子始终把持，政府不能挽救，股东不克与闻，以致重大权利丧失于他国。此一事例充分证明重大事业需用近代组织。惟有合理之组织庶有择贤主持、公忠监管之可能，否则化公产为私业，因私利而妨公益，卒使此事本身亦受摧残而不能存在。又如龙烟铁矿公司，以质量并佳的宣化龙关铁矿为基础，在北平附近石景山设厂炼铁，与现在已著盛名之印度塔他铁厂同时建设。此事纯由地质调所诸人员实地测勘，精心筹划所得，但当时有所谓新旧交通系的大官如梁士诒、陆宗舆等，一闻此讯，互相争夺，故在官股方面，交通部必与农商部的股份同一份量，在公司名目方面，把龙关的龙字与梁士诒自称发现的宣化烟简山的烟字硬联一起。后来陆宗舆较占上风，但又加上了股东徐氏与黎氏意见不一，各自用人，一个公司有了两个经理，互相排挤，以致功败垂成，事业不能成就。以上二事为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其成败原因实在：（一）官僚资本的作用，借权位以争股份，把持事业，排挤他人。中心人物的地位一有动摇，事业亦随之不振。（二）假公济私，以公业为私产，复以私害公，因私利而妨公益。（三）政府之职权不足，不能权衡公共事业之利害，决定办法，实行公司法应有的精神与制度，而往往瞻徇人情，蹉跎坐误。（四）政治环境不甚安定，政府方针不易继续支持，而往往因人因时纷歧游移，以致减少力量。前车之覆即为后车之鉴。由上述种种情形看来，中国在短时期内建成重大工业，抚心自问，诚不能谓毫无困难。古人曾言，“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于工业化一事，诚为极可珍贵之格言。我们怀于工业关系的宏大，建设担负之深重，诚不能不抱任重道远的观忿，审慎周详，誓不重蹈覆辙，庶可减少中途陨越的危险。
我们建国的目的是要求国家的进步，过去种种事属既往，必须决然改革，不使其继续为累，未来种种，创自今天，定当努力使之发荣滋长，宏扬光辉。公私一念之微，实关全局成败，有此决心，然后可语建设。我们必须妥定制度，使国家力量能充分发展，而私人资本得受适当节制，不许其影响于建设国家的方略。在我们的合理规模以内，中国民族自有当仁不让努力成功的决心与毅力。“我欲仁，斯仁至矣！”“舜何人，予何人也，自为者亦若是。”此种精神为我们向来所固有，亦为此日所最宜发挥。
所以我以为中国所特宜看重者，尤在精诚用力，以造成良善之制度与环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欲能革命，必先革心。
[鉴赏]
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著名学者，本文是他1943年9月6日在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第五届年会上的演说《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几个问题》的节选。
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大问题。翁文灏提出：中华民族能否胜任建成新式的、大规模的工业，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值得进行实质性的探讨。“因为世界上各个民族各有特长，亦各有其特短”。他举例说：“东三省人以狩猎为生，对林木极爱惜，不善耕种。”内地人则性喜耕种而不甚爱树木，且为广辟耕地起见，往往砍树种田，为速于成功起见，且不惜举火焚林”。这种结果造成“在我国兴农甚易，造林则难。”
翁文灏深入地分析中华民族的特性，提出：“中国民族之文化，以私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凡于此中心及单位有利者，皆，能不畏艰苦，努力经营”，而“对于近代营业的制度……则不能了解”。他提出：“华侨因为南洋经济之中坚，但南洋华侨所以能克为致力得有成效者，实甚赖英荷属地政治之安定，治理之清明，规章之齐整，金融之匡助，运输之通畅，以及大规模贸易之便利。”在翁文灏看来，“华侨富而内地贫，华侨事业多而内地事业少”，其根本问题是“有顺便之环境，然后方有兴盛之事业，故造成此环境之能力，诚为建设成功应有之条件。”
中国近代有许多大型工业，但往往未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翁文灏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惟有合理之组织庶有择贤主持、公忠监管之可能，否则化公产为私业，因私利而妨公益，卒使此事业本身亦受摧残而不能存在。”鉴于此，“中国在短时期内建成重大工业，扪心自问，诚不能谓毫无困难。”翁文灏谆谆告诫当世者，“我们怀于工业关系的宏大，建设担负之深重，诚不能不抱任重道远的观念，审慎周详，誓不重蹈覆辙，庶可减少中途陨越的危险”。
展望未来，翁文灏责问：“岂有如此广土众民之国家，自甘落伍、永不建设工业之理”？“我们建国的目的是要求国家的进步，过去种种事属既往，必须决然改革，不使其继续为累，未来种种，创自今天，定当努力使之发荣滋长，宏扬光辉。”
翁文灏还就人们传统上的认识提出疑问，认为中国与外国比较，并非物产丰富。中国人要使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总结前人的经验，“欲能革命，必先革心”；中国人要使国家富强，民族昌盛，“……所特宜看重者，尤在精诚用力，以造成良善之制度与环境”。以上，是翁文灏先生提出的颇具个人卓见的观点。
本文逻辑性强、论证严谨，善于把理论阐述与历史现状结合起来，并注意进行中西方比较，使读者阅后顿感视野开阔，心旷神怡。文章知识性强，语言富有文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经济类演讲佳作。
（邹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