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孙冶方（中国）
（1964年8月10日）
为什么社会主义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应该平均化和可以平均化？
对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过去不大讨论，我倒觉得，从学术上说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不清楚，断言生产价格和资金利润率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把握也不大，有点冒失。我认为应该平均化，也可以平均化。怎样平均化？通过计算——对生产价格的真正研究应从这里开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只要有需要与可能，我们就要努力完成。但是规定这个任务以后怎么办？计划任务的规定不是计划工作的结束，余下来的是怎样完成任务。如果指标都正确、合理，都考虑到了需要与可能两面，我相信，无论生产钢、粮，都是社会需要的。只要价格能够反映劳动消耗，无论钢、粮都能得到社会公平合理的承认，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因此，根本不存在追逐利润的问题。
经济工作者的任务，是怎样更好地来完成计划生产任务。完成好坏，决定于实现计划的措施。措施不落实，不论钢、粮怎样需要，都会落空。怎样完成？抽象地讲有两种方案，一是多投人力，少投设备，降低有机构成，一是少投人力，多投设备，提高有机构成。如果说还有第三种方案，就是新办企业按原有企业原封不动地翻版——有机构成不变。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因为原来同一行业各个企业的有机构成就不齐，你按哪一个翻版？
总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各部门生产产品使用价值是根据需要决定的。这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我们不能根据生产价格来转移投资方向。但从少花钱、多办事这个原则考虑，投资方向还是可以改变的。使用价值不可比。但是这里不是比使用价值，而是比少花钱、多办事，比经济效果。如果农业中多投劳动力更能节约，使粮食更能增产，就多投劳动力。中央，特别是计划部门，一再号召要作经济比较，这个比较并不是同一产品才可比，不同产品也是可比的。
超出一个部门范围、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在使用价值不可比的前提下，在完成各项指标的前提下，可不可比？我认为可比。经济比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比较。在部门之间比先进，就要承认平均利润率，承认生产价格。1961年我在香山就说，可比性是投资经济效果，肯定了生产价格，部门之间才有可以比较的理论基础。要把这些问题一个个摸清之后，才能说明资金利润率。这不仅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也为阶级斗争服务。这个任务我还没有完成，今天是打遭遇战。
生产价格的客观基础，很多人都从大生产讲起。暮桥同志说这是马雷舍夫的观点。不管是不是马雷舍夫的，我们还是看本质。从本质上看，恐怕不能说与大生产，即社会化的生产没有联系吧！资本主义以前，主要是手工劳动，用于劳动工具的资金很少，谈不上投资效果的问题。资本主义以后，“迂回的生产”多了，第一部类在生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要生产就要投更多的资，才产生了这个问题。特别我国是个穷国，资金很少，怎么能不讲究投资效果。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是马雷舍夫的观点就反对。赞成与反对生产价格的文章，我发现，都从主观需要出发，讲客观条件只讲了一个社会化，没有说清生产的物质基础。承认生产价格，以生产价格订价，就势必发生有机构成高的部门通过生产价格取得的利润，超出它所创造的价值，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通过生产价格取得的利润，低于它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为什么会高会低，只能像马克思说的，要从客观中发现，不能从主观上发现。“高于”或“低于”的客观基础，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总是不断提高的，而计划价格只能定期调整，产品的实际价值与计划价格之间，总是有距离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他的实际价值就超过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劳动生产率提高慢或停滞的部门，就小于它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这就是社会主义从价值形态发展为价值的变异形态——生产价格的客观基础。生产价格在资本主义是通过竞争自发形成，在社会主义是通过计划形成的。
最后，综合利润指标，生产价格是否鼓励大家追逐利润？大家对我的发言议论纷纷，但不从我的范畴出发，就说孙冶方为利别尔曼辩护。虽然我事先有思想准备，听到也不免有点受刺激。我讲的利润是什么样的利润？利别尔曼是什么样的利润？我之所以写一个内部报告，正是因为风风雨雨。这种讲法对我并不要紧；但是使得搞实际工作的也不敢谈利润，这就不大好了。我们要区分资本主义利润和社会主义的利润。大家把观点摆出来，展开讨论，但是不要扣帽子，不要一谈到利润就谈虎色变。在一次计划会上，谈到成本要有可比指标，而可比指标就是利润指标，就是利别尔曼，于是大家就不敢再讲了。这不是实际工作者的责任，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我强调利润在计划中的作用，我不回避。我也主张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综合指标。
有人不承认不等价交换，我不同意。照我看来，解放以后都是不等价交换。农民交纳的公粮不过×××亿斤，而通过价格杠杆向农民取得的，比这多得多。我们可以向农民说清楚，征收×××亿斤公粮，而其余的×××亿斤，可以提高到相当于现在×××亿斤粮食的价格。这样，就改间接税为直接税。如果影响城市人民的生活，采取工资补贴或别的办法。这样就可以消灭剪刀差，解决两种牌价的差距，取消滋生新剥削分子的基础。
我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但是不能片面强调使用价值。要想增加财富，增加使用价值，就要强调价值，同时重视使用价值。只听说“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就没听说“使用价值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何畏插话：你说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是的，这可以记录在案。我就是主张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这也可以记录在案。但请座谈会主席作证，我讲的是产品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的价值规律；是价格与价值相符合的规律，不是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规律。
[鉴赏]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他的经济思想在国外也颇有影响，被匈牙利经济学界称为“改革之父”。孙冶方同志在当时学术研究极不正常的环境下，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真理，在1964年他就喊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孙冶方由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文革”期间，身陷囹圄多年，但他能追求真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在政治上被打倒。其胆识，令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肃然敬畏，有口皆碑。近年来，有人反思建国后经济学界做错了两件事，围攻过两个人都批错了，一个是孙冶方，另一个是马寅初，结果都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1964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学术论争极容易导致扣政治帽子。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学界不敢谈论商品、货币、利润等问题。本文是孙冶方在这年8月10日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的节选，是反映当时学术之争的一篇纪实。孙冶方同志在遭受学术界围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他坚持认为：“要把计划工作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要强调价值，同时重视使用价值”。以此相联系，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可以平均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计划可以形成生产价格；应把生产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综合指标；等等。当时，经济理论界许多人不承认有生产价格、利润和价格剪刀差，否认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之一是生产利润。在今天看来，即使是孙冶方本人的一些观点也显得过时、落伍了。经过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乎为继，产品经济的时代已经宣告要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时代所代替，传统的经济理论也要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所代替。而在孙冶方那里，社会主义企业的目的还不敢大胆地提利润，孙冶方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讲商品的价值规律，而只能讲产品的价值规律。但在当时，这已经是惊世之论，在经济学界已是无与伦比。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前人付出了非凡的代价才得以向前迈进一步的。当世的理论工作者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本讲话是一次专业性强、知识性高的学术辩论，在许多非专业的读者眼里容易显得深奥难懂。本文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旁征博引，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邹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