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

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

陈独秀(中国)

(1917年7月1日)

今日之中国,各种事业败坏已极,承贵校诸君招来演说,鄙人心中想说的话极多,但是从何处说起呢?诸君毕业后,或当教习,或到他校求学,大约不离教育界。现在就着教育事业,略说一二。

吾人提起“教育”二字,往往心中发生二种疑问:第一是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第二是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种疑问,就是西洋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人之善恶智愚,乃天性生成,教育无效的。但是此种偏见,多数学者均不承认,以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美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人。

第二种疑问,乃是中国人普通见解,以为西洋各国不过此时国富兵强,至于文物制度,学问思想,未必事事都比中国优胜。简单说起来,就是不信服西洋文明驾乎中国之上,所以不信服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方才贵校校长张先生说:“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鄙人觉得张校长这话犹是对那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人说法。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秋桐先生方才说道:“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鄙人以为秋桐先生此言,可谓探本之论。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洋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科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作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

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

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照此依样葫芦,便是成功的妙诀。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至于西洋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致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不像那被动主义、灌输主义的教育,不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只管拚命教去,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Moria Montessori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她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劣害人的事以外,无不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而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的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意。拚命的读那和学生毫无关系的历史(小学生决不懂得自己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毫无用处的外国文,以为这就是取法西洋的新教育了。哈哈!实在是坑死人也!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

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美的文化,自18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Boy-Scout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不像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谭嗣同有言曰:“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以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如何能看得起我们可厌的中国人呢?

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样,乃是最重要的。诸君毕业后,或教育他人,或是自己教自己,请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

[鉴赏]

本篇是陈独秀于1917年7月1日在天津南开学校发表的演说。它着重阐述了中国的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教育思想。

自从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久已封闭的国门之后,在事实的教训下,许多人(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某些官僚)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优越性,并且为严峻的形势所迫也开始学习西洋的物质文明,洋务运动的兴起便是一个明证。但是,那时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也仅止于物质文化方面。因为在那些人看来,西方物质文化虽好,但精神文化却未必见佳。他们以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为骄傲,对西方精神文化采取了顽固抵抗的立场。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的口号便表明了他们对西洋两种文化的不同态度。然而,西洋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本是一个深融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忽视一种联系、否定它们的整体性,就必然会使任何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学习流于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开始了对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面学习。本篇演说最深刻之处就表现在它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和对西洋教育的探索,就在于它从教育这个角度表现了向西方精神文化学习的思想、胆识和热情。

演说首先有力地批判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通见解”,指出西洋文明远远超过了中国文明,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远非中国所及,因而为了救亡,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具体到教育上,“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

那么,怎样取法西洋教育呢?陈独秀指出,“吾人”“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否则,皮相地机械地模仿,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中国从满清晚期开办学校以来的种种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这就从反面论证了明白西洋近代教育真精神的重要性。接着,演说重点阐释了西洋教育的三种大方针,就是:在教育方法上“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在教育内容中,“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在教育目的上,“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西洋教育的精神很丰富,陈独秀之所以重点介绍这三大方针,是因为它们恰恰是中国教育最最缺乏的、也是最最需要的。他介绍的着眼点就在于运用西洋教育的方法来培养中国人活泼的性灵、健全的身体和自动的能力、实用的知识。这正是陈独秀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谈论教育问题的着眼点和归宿点,也是这篇演说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在论述过程中,本篇演说通篇动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在论述教育的重要性时,它指出:“未受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通过这样的对比,“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的道理就深刻地突现出来了。在介绍三大方针时,为了突出西洋教育的先进性,陈独秀有意和中国教育的落后性来以之反衬,从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例如,在介绍阐释第一大方针时,演说明确指出:我国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而西洋近代教育采取的则是“启发的教授法”;这两种方法性质不同,结果也不同,用前者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用后者则能“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通过鲜明深刻的对比,这两种教育方法的优劣是非就不言而喻了。

(秦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