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刘半农（中国）
（1919年12月17日）
今天是北京大学第22周年的纪念日。承校长蔡先生的好意，因为我不日就要往欧洲去了，招我来演说，使我能与诸位同学，有个谈话的机会，我很感谢。
我到本校担任教科，已有三年了。因为我自己，限于境遇，没有能受到正确的、完备的教育，稍微有一点知识，也是不成篇段，没有系统的，所以自从到校以来，时时惭愧，时时自问有许多辜负诸位同学的地方。所以我第一句话，就是要请诸位同学，承受我这很诚恳的道歉。
就我三年来的观察，知道诸位同学，大都是觉醒的青年；若依着这三年来的进行率进行，我敢说，将来东亚大陆的文化的发展，完全寄附在诸位身上。所以我对于诸位，不必更说什么，只希望诸位根本着自己已有觉悟，向前猛进。
如今略说我此番出去留学的趣旨，以供诸位的参考。
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工作的交易，是造成世界的原素；所以我们生长于世界之中，个个人都应当做一份的工。这做工，就是人类的天赋的职任。
神圣的工作，是生产工作。我们因为自己的意志的选择，或别种原因，不能做生产的工作，而做这非生产的工作，在良心上已有一分的抱歉，在社会中已可算得一个“寄生虫”。所以我们于这有缺憾之中，要做到无缺憾的地步，其先决问题，就是要做“益虫”，不要做“害虫”。那就是说，应当做有益于生产的工作者的工，做一般生产的工作者所需要而不能兼顾的工。
而且非但要做，还要尽力去做，要把我们一生的精力完全放进去做。不然，我们若然自问——
我们有什么特权可以不耕而食？
我们有什么特权可以不织而衣？岂不要受良心的裁判么？
这便叫做“职任”。
因其是职任，所以我们一切个人的野心或希冀，都应该消灭。那吴稚晖先生所说“面筋学生”一类的野心，我们诚然可以自分没有；便是希望做“学者”做“著作家”的高等野心，也尽可以不必预先存着。因为这只可以从反面说过来。若然我们的工做得好，社会就给我这一点特别酬劳；不能说，我们因为要这个特别酬劳才去做工。（我们应得的酬劳，就是我们天天享用的，已很丰厚）若然如此，我们一旦不要了，就可以不做，那还叫得什么责任？
如此说，可见我此番出去留学，不过是为希望能尽职起见，为希望我的工作做得圆满起见，所取的一种相当的手续，并不是把留学当做充满个人欲望的一种工具。
我愿意常常想到我自己的这一番话，所以我把它供献于诸位。
还有一层，我也引为附带的责任的，就是我觉得本校的图书馆太不完备，打算到了欧洲，把有关文化的书籍，尽力代为采购；还有许多有关东亚古代文明的书或史料，流传到欧洲去的，也打算设法抄录或照相，随时寄回，以供诸位同学的研究。图书馆是大学的命脉；图书馆里多有一万本好书，效用亦许可以抵上三五个好教授。所以这件事，虽然不容易办，但我尽力去办。
结尾的话是我是中国人，自然要希望中国发达，要希望我回来时，中国已不是今天这样的中国。但是我对于中国的希望，不是一般的去国者，对于“祖国”的希望，以为应当如何练兵，如何造舰。我是——
希望中国的民族，不要落到人类的水平线下去；
希望世界的文化史上，不要把中国除名。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步。——还要归结到我们的职任。
[鉴赏]
刘半农（1891—1934年），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言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1919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22周年的纪念日，为此北京大学召开了纪念会。即将赴法留学的刘半农应校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在大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
北京大学是刘半农工作三年的学校。在即将离别北大赴欧留学的时候，面对着自己曾经朝夕相伴的学生，刘半农自有一种浓厚真挚的情感涌动了心头。因此，情真意切便成了这篇告别演说的最大特色。
刘半农是一个忠厚的人，这种忠厚的品格曾使鲁迅也受到了感动。尽管当时有人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但鲁迅仍认为“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又不掩其大体的清”（《忆刘半农君》）。这种忠厚清澈的品格在本篇中就表现为情真意切的特色。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能受到正确的、完备的教育，稍微有一点知识，也是不成篇段，没有系统的”，为此，他向学生们作了“很诚恳的道歉”，认为自己“有许多辜负诸位同学的地方”。这种坦率的自我承认，严格的自我剖析，在一向重视面子的中国，确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他的真诚的品格和对于学生的真挚的情感。作为临别赠言，他“希望诸位根本着自己已有觉悟，向前猛进”。在这里，他没有以一个师长的身份对学生指手划脚，颐指气使，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以显示自己的高远博大；但也没有降格以求、迎合学生，因为这个希望提出的前提是“诸位同学，大都是觉醒的青年。”因此，刘半农提出这个希望是真诚的，同时也是热切的。在说明他的留学的趣旨时，他侧重了以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来感染学生、引导学生，而不是对他们作强迫的灌输。这种立论的角度，充满了一种民主平等的意识，因而也是情真意切的。
这篇演说体现了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的思想。它指出：“我们生长于世界之中，个个人都应当做一份的工。”接着，它对“工作”作了分类，认为世界上的工作有两类，一类是“生产工作”一类是“非生产的工作”；其中前者是“神圣的工作”，而做后者的，则是社会上的“寄生虫”。这突出地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劳工神圣的思想。尽管刘半农为自己选择了“非生产的工作”感到缺憾，但他仍认为能够在这缺憾之中，“做到无缺憾的地步”，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做，还要尽力去做”有益于生产的工作者的工。与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味地自责自贬相比，刘半农的这一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正如鲁迅所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也正是他的“清浅”之中的深刻处。
（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