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中的平等问题
缪达尔（瑞典）
（1975年3月17日）
30多年以前，我写《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而现在我正对美国种族关系的广泛社会和经济动力学的研究进行工作，使我惊讶的是，同现在比较，以往罗斯福时代的整个世界观何等不同。那时世界问题在许多方面似乎，并在一种意义上就是，比较简单，远非那么复杂。
暂时抛开一切其他差别，那时以静态语言称为“落后地区”的地方，在殖民势力结构内，被保持休止状态。它们在巨大贫穷中的长期经济停滞被视为当然，没有引起富国公众方面，也没有引起它们的经济科学家多少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影响，也许是那个势力结构的迅速解体——虽然不曾是任何交战国的战争目标，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预料到。从印度次大陆的英国属国和南亚其余部分开始，它像飓风一样扫过全球，达到基本上没有预示变革和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变革的本地解放运动的地区。结果是一大批新的、政治独立的国家相继迅速出现。它们都很穷，大多数在经济和社会上停滞，但在那些地方，受教育的少数人替它们思想和行动，现在提出了发展的要求。
再下来，作为那个政治变革的继起的效果，西方的一般公众忽然被迫觉察人类的贫穷多数和富裕少数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一个进一步的事实，这个收入差距正在继续扩大，正如它已有一百多年不断扩大的历史。一个不注意的绝缘墙，和使无知成为可能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心理倾向，已被突破。
现在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已被承认是个问题，“不发达国家”是个动态名词。这代表公众注意方向的重大改变。在这个运动之内，经济研究也发生同样激烈的方向改变，第一次赋予这些国家的赤贫以重要性，并且也赋予能通过发展计划在那里发动进步的政策方法以重要性。
对不发达国家中，贫穷的这种新的觉察，必然在道德上使西方世界困扰，在那里，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更加平等的理想在社会哲学中一直有一个光荣位置。在经济科学中，它甚至已被“证明”并且被当作经济理论的基础。不过那个公认的理想，对实际政策的影响是小的，截至21世纪末，西方一个接一个国家中的经济条件和权力关系开始有可能把它们渐渐变为“福利国家”。这个过程也包含着更加觉察到现存的不平等。
从开始起，我们也发现，经济学家们的目的在于在不发达国家中促进发展的新政策建议，除经济计划的药方外，也包括要求来自发达国经济援助。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在那个战后时代初期的许多著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更晚一些时候，集中力量促使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和一般公众准备带来技术援助、资本援助和商业让步。
这是西方思想中的一个新因素。那时以前，殖民强国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曾起了良心的保护盾牌作用。对于某些西欧国家的殖民属国中发生的事情，不存在表示任何程度的集体国际责任的政治基础，例如在国际联盟中没有讨论如何帮助它们发展的浪潮。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起草的，否则是高度理想主义的联合国宪章，很少谈到“落后地区”人民的政治独立权利。对于如何促进和帮助可以出现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宪章更少公开谈到。
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联合国和它的专门机构现在变成不发达国家的代表的共鸣板，提出要求发达国家的援助，以及商业上的考虑。在它存在的30年中，联合国的效率，就其整体而言，趋向下降，特别是在和平和安全方面，以及更一般地，在发达国家感到它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所有问题方面。但是这个政府之间组织的整个系统愈来愈变为讨论、分析和促进不发达国家中发展的机关。它们的秘书处产生统计和研究，目的在于确认、分析、论证和宣传它们的贫穷的真实因素和可以拯救它们逃脱贫穷的方法。这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过程，在战后时期产生对它们的困境的义不容辞的察觉，并且迫使每个机灵的人察觉这个情况。
不发达国家的票数一直增加，并且渐渐学会合作和制订一个共同立场，在它们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商业政策中逐渐作出一些、虽然是小的让步，并且甚至捐献资金，使联合国的政府之间组织的家族中老机构和新设机构能提供技术帮助和资本援助。多边援助与需要相比，以及甚至不论如何计算的单边援助比较，仍然很小。
经济文献中提倡的，若干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在国内和在联合国中讨论的援助，那时候任何人没有想到需要超过微小的数额。这一点的部分解释，无疑地是关于不发达国家中发展问题的早期经济理论的乐观倾向，来源于共同忽视“非经济因素”，概括为态度和制度，特别是社会的和经济的等级制度，它们在多少世代一直停滞的这些国家中，对发展竖起了这么大的抑制和障碍。这种乐观主义当然也在于发达国家的自私，因为它意味着援助少些，不发达国家也能发展。
[鉴赏]
本文是根纳·缪达尔于1975年3月17日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作的演讲的节选。根纳·缪达尔是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专门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缪达尔曾先后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教授，他是30多个名誉学位的接受者，并且是英国科学院、美国艺术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经济计量学会会友、美国经济学会名誉会员。缪达尔的成名作是《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另一重大的学术巨著是《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缪达尔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除了纯经济理论领域，他还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及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可以这样说，缪达尔的研究工作是最广阔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
缪达尔在演讲中说道：30多年以前，世界发展中的问题同罗斯福时代相比，极其不同。落后地区在巨大贫穷中的长期经济停滞被视为当然，没有引起富国公众方面，也没有引起它们的经济科学家多少兴趣。缪达尔描述二战后的变化是：以往的势力结构迅速解体，“从印度次大陆的英国属国和南亚其余部分开始，它像飓风一样扫过全球”，“结果是一大批新的、政治独立的国家相继迅速出现。它们都很穷，大多数在经济和社会上停滞，但在那些地方，受教育的少数人替它们思想和行动，现在提出了发展的要求。”
诚如缪达尔所述，现在人类的贫穷多数和富裕少数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继续扩大，正如它已有一百多年不断扩大的历史。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个不注意的绝缘墙……已被突破。”缪达尔特别提到：自启蒙运动以来，更加平等的理想在社会哲学中一直有突出地位。“在经济科学中，它甚至已被‘证明’并且被当作经济理论的基础。”但是，这一点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十分狭小。缪达尔的眼光犀利如斯，可谓独具慧眼。缪达尔提出：“经济学家们的目的在于在不发达国家中促进发展的新政策建议，除经济计划的药方外，也包括要求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在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经济理论界促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可观的技术援助、资本援助和商业让步。缪达尔高度评价为：“这是西方思想中的一个新因素。”
整篇演讲牵涉面广，所涉问题宏大，结构严谨，语言精练，其中介绍的一些背景知识难得一读。
（邹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