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李大钊（中国）
（1919年12月13日）
今天是贵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日，兄弟能参与盛会，觉得非常荣幸。我今天虽然谈到图书馆教育的事情，可是教育是诸位专门的学业。我对于教育没有特别研究，所以说的，或则是很肤浅。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
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我对于图书馆没有什么研究，不过现在担任北京大学的事情，所以谈一谈学校图书馆。
图书馆的历史，在中国和西洋，都是很久。老子曾经当过柱下史，这就是现在管理图书馆的人。可是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所以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动的材料。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决不能发生效果。所以现在图书馆主张复本增加，就是主要的书不仅只一本，而备了许多本。美国某大学设了助教制度，从前只有一个教师的，现在添了许多助教，这班助教不必上讲堂授课，只在图书馆里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因是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图书馆的复本不能不增加。
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书的人不能亲自拿书，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来的不合用，又要按从前手续去换。现在欧美各国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所以多主张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据美国的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英国有安全开架式，比较稍好一点。此外，又因为开架式发生目录的问题。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就是以书名的A、B、C、D排列，这种目录很宜于文库式，因为可以使管理的人便利。但是开架式的目录宜于分类，就是依书籍的性质去分别。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若是用字典式，那就太不方便了。
以上说的两层：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
北京大学图书馆从前是开架式，不过设备很不完全。后来移到一座新地点，这地点本来是作学生寄宿的，所以房子很小，全不合图书馆的建筑。近来没有法子，只得拿小的房子当文库，大的当阅览室，把合于新趋势的制度反而废掉了。从前敝校想移到西山去，恐怕不能成为事实。所以现在想法子废去文库式，采用开架式，但是开架式最重要的是公德心。敝校阅书的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借去的书籍，往往不按期交还。图书馆的职员虽然很多，但是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现在打算从明年起，无论谁都不许借书，减少这些办无聊手续的职员，添聘些助教式的学生，那么于图书馆的新趋势，或则接近一点了。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这是我个人的希望，觉得贵校的最相宜的。从前清华学校拟设图书馆专科，后来因经济不够，所以不办，他想明年暑假办一个图书馆教育传习所，但是他在城外，也有许多的不便利，所以我仍是希望贵校举行。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
[鉴赏]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收藏和流通图书资料，以供读者进行学习和参考研究的文化机构。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17年1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对图书馆的性质和在学校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也有着清醒准确的把握。1919年12月，李大钊应邀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李大钊首先明确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欲发展教育，就必须“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图书馆之所以与教育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现代图书馆与仅作为藏书之所的古代图书馆性质完全不同，它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
接着，李大钊从图书馆所含有的教育性质出发，重点论述了图书馆改革的新趋势。一是复本增加。这是因为图书馆作为教育的机关与教授法有密切的联系。近代教育在方法上有很大变化，已由以教师为主体的灌输式变为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参见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这种教授法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以“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动的材料”。教授法改变了，图书馆也就不能不随之而变。如果“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的参考书，”这种启发式教授法就“决不能发生效果”，因此，图书馆的复本率必须增加。二是开架式。因为旧图书馆所采用的是文库式，所以，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而开架式则能补救文库式的这一弊病，“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李大钊认为应该以分类目录代替字典式的目录，在目录形式上作出相应的改革。这里的论述说明非常细致、具体，充分表明了一位学者的严谨踏实的作风。
最后，李大钊从图书馆和教育的密切关系出发，建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图书馆和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表现出了对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和教育事业的极大热情。
总之，这篇演说深刻地论述了图书馆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准确地揭示了图书馆改革的新趋势。从格调上来看，本篇不是一个诗人的演说，而是一个学者的演说；它不是以激情澎湃取胜，而是以细密严谨的见长。在论述过程中，他以图书馆和教育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和前提，由新趋势的解说到希望的提出，层层推进，条理清晰。在论证方法上，他既有事理的阐释，又有事例的引用（例如在论述“复本增加”时，前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图书馆必须随着教授法的变更而变化，接着又用美国某大学设助教制度的事实作了说明），从而使论证显得扎实有力。在表述方面，本篇的语言细腻严密，极有分寸感。如在说明开架式的利弊时，它说：“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不过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据美国的统计，开架式所得的利益比损失大得多。”这里加点的在句子中都是作为限制成分的定语、状语和补语，它们非常严格地说明了范围、数量和程度，体现了一个学者的细密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