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自然科学
弗里德曼（美国）
（1976年12月）
在瑞典银行设立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金的时候（1968），在科学家和广大群众中，对于经济学受到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合适，无疑曾有——无疑地现在仍有——广泛的怀疑。物理学等被看成是可能有客观的、积累的、确切的知识的“精确科学”。而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被看成是近乎哲学的分支，而不是正当定义的科学，一开始就混进了种种价值判断因素，因为它们研究人类行为。在社会科学中，学者们分析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他们回过头来，又遵守学者们所说的东西并作出反应，社会科学是否需要与物理和生物科学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否应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它们？
我自己从不接受这个见解。我相信，它对自然科学的性质和可能性的误解有甚于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和可能性的误解。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确定的”实质性知识；只有永不能“证明”的，但可能未被推翻而失败的试探性假设。我们对这些假设可能有或多或少的信任，决定于这样一些特点，例如相对于它们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对于可供选择的其他假设而言，它们包含的经验的广度，以及它们曾逃脱可能被推翻的事件的次数。在社会和自然科学中，由于一个试探性假设未能预测该假设声明能解释的现象；由于修补那个假设以迄某人提出一个新假设，更优美或更简单地包括那个产生麻烦的现象。以此类推，至于无穷，都使实证知识的总体增加。在这两个领域中，有时可能实验，有时不能（有气象学为证）。在这两个领域中，没有一次实验曾被完全控制，而经验常常提供证明，那是与受控实验等价的。在这两个领域中，没有办法拥有一个自足的封闭系统或者避免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中的高德尔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社会科学中自我实现或自我失败的预言，都是这些局限性的例子。
甚至价值判断与科学判断分离的困难问题不是社会科学独有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剑桥大学的一次正餐，我坐在一位同行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数理统计学家、遗传学家R．A．斐休旁边。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告诉我他曾教劳动经济学的一个学生，在有关分析工会效应的问题上说，“X先生（另外一位政治见解不同的经济学家）肯定不会同意那一点”。我的同事认为这个经验是对经济学的可怕的谴责，因为它说明了不可能有一个与价值判断无关的实证经济科学。我回过头来问隆纳爵士，这样一种经验是否为社会科学所独有。他的回答是一个不含感情的“不”字，然后他讲一个又一个故事，他从人们的政治见解如何能准确地推断他们在遗传学中的见解。
我的伟大的导师之一，威斯里·C．密契尔告诉我，为什么学者们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念如何，以及他们如何强烈地愿意宣传和提倡它们，任何时候都愿意探索一种与价值无关的科学（与价值无关的科学就是实证科学，不掺入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科学——译者注）。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建议一条行动道路，我们首先必须知道那条行动道路事实上是否将促进那个目标。我们的实证科学知识能预测一条可能的行动道路的后果，这显然是那条行动道路好不好的规范性判断的前提。到地狱之路是好心铺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目标虽然是好的，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采取的道路不对头，有时适得其反。——译者注），正是由于忽略了这个比较明显之点。
这一点在经济学中特别重要。全世界许多国家今天正经历着社会上有破坏性的通货膨胀，非常高的失业，经济资源使用不当，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人类自由受到压制。这不是因为坏人有意识地寻求达到这些结果，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公民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而是由于对政府措施的后果的判断有误。这些错误至少在原则上能因实证经济科学的进步得到纠正。
为了说明经济学的实证科学性质，与其抽象地探讨这些思想（在这方面我已充分地讨论了这些方法论问题），不如讨论整个战后时期成为经济学这一行主要关心的一个具体经济问题，即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一个好例子，因为它在整个时期中，一直是争辩的政治问题，可是主要依靠经验与暂时被接受的假设矛盾引起的科学反应，在大家接受的专家见解中发生的激烈的变化——这正是修正一个科学假设的经典过程。
[鉴赏]
在西方经济学中，密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是与货币主义连在一起的。弗里德曼1912年出生在纽约，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他曾师从密切尔、克拉克、库斯涅茨等人从事研究。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芝加哥一直是我的学术之家。”他的主要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被公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被认为是一部重大科学著作。在50年代初，他就提出布里顿森林体系将被自由汇率制度所代替。弗里德曼充分地肯定货币在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并倡导货币政策，因此而导致了西方经济流派间十几年的学术争论。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6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曾郑重指出：“一位经济学家直接地和间接地，不仅对科学研究的方向而且也对实际政策有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很少见的。”
弗里德曼在演讲中首先提出：“在科学家和广大群众中，对于经济学受到物理学、化学和医学同等待遇是否合适，无疑曾有——无疑地现在仍有——广泛的怀疑。”弗里德曼深刻地提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都没有“确定的”实质性知识，“只有永不能‘证明’的，但可能未被推翻而失败的试探性假设。”
弗里德曼站在学术研究的高度上，提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时可能实验，有时不能，”“在这两个领域中，没有一次实验曾被完全控制，而经验常常提供证明，那是与受控实验等价的。”弗里德曼指出：“数学中的高德尔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社会科学中自我实现或自我失败的预言，都是这些局限性的例子。”在泛泛的理论探讨中，弗里德曼把话题转到了具体现实。他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建议一条行动道路，我们首先必须知道那条行动道路事实上是否将促进那个目标。”弗里德曼风趣地说道：“到地狱之路是好心铺成的。”有时，目标虽好，但由于方法不当，结果误入歧途。
在弗里德曼看来，“全世界许多国家今天正经历着社会上有破坏性的通货膨胀，非常高的失业，经济资源使用不当，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人类自由受到压制。”
整篇演讲，形象生动，举例恰当，内容广阔，知识性强，值得认真一读。
（邹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