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交际能力理论研究
1966年，Hymes提出交际能力理论，但Hymes交际能力定义和理论主要是以判断本族语者而非外语或者二语学习者为标准。一些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者发现交际能力和第二语言学习相关，并从第二语言习得、测试、教学的角度对交际能力展开研究。
Canale&Swain（1980）的研究丰富了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他们将交际能力引入二语习得领域，认为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组成[37]。交际能力是由基本的语法原则，语言在社会环境中完成交际功能的知识，话语依据语篇原则与交际功能相结合的知识三者组合起来的总和。他们认为，在任何交际能力的理论框架中，语法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Canale&Swain交际能力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如图1-4所示。Canale&Swain（1983）又修改了这一理论框架，把话语能力—话语衔接话语连贯也列为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如图1-5所示）。卡纳尔和斯温认为策略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38]：①语码转换策略；②近似话语策略；③合作策略。
图1-4 Canale&Swain交际能力理论框架（1980）
图1-5 Canale&Swain交际能力理论框架（1983）
Canale&Swain（1983）的交际能力模型对交际能力做出了比较明晰合理的解释，同时也可以应用于教学和测试，是评估交际能力最重要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Savignon（1972），Hymes（1972），Munby（1978）交际能力四分说的基础之上，但是更加完整。国外的很多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参照Canale&Swain的交际能力模型对交际能力展开研究，甚至有人认为所有的交际能力教学和评估研究都要立足于Canale&Swain的交际能力模型。Canale本人则感到很遗憾，因为自己未能解决各成分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问题。他希望后面的研究者能够对交际能力各个成分的本质和相互作用做出鉴定，并提醒研究者交际能力与实际交际的区别，即强式与弱式交际能力之分。
Littlewood（1981）从第二语言口语练习的角度提出了一个两维模型，认为交际能力包含语言知识和语言知识在交际中的作用，体现了交际能力的观点。他提出口语交际能力包括预备交际活动和交际活动：预备交际活动包括结构练习和准交际活动两个因素，结构练习主要关注句法，准交际练习一般以问答形式进行；交际活动包括功能交际活动和社会互动活动，功能交际活动主要考察学习者能不能通过言语交际达到交际目的，满足交际需求，社会互动活动更加强调交际发生的社会环境[39]。Littlewood交际能力两维模型见图1-6：
图1-6 Littlewood交际能力两维模型
Littlewood（1981）的交际能力模型虽然没有从构成要素上来进行构建，但从上图（图1-6）可以看出Littlewood对这些要素的理解。在预备交际活动中，首先是结构练习，其实对应的就是对语言知识和语言规则的操练，准交际练习应该是结构练习和真实的交际活动之间的一个过渡，属于简单的互动，涉及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在交际活动中，他提出的功能交际活动和社会互动活动也都和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相关。总体来说，Littlewood所构建的交际能力模型更贴近教学实际，既关注语言结构性的练习，也关注功能性的交际练习。这一指导思想是上个世纪末外语教学的主流思想，并沿用至今。
Bachman（1990，1996）认为上述关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模型只是一个静态的框架，很少涉及交际能力的这些成分是怎样相互作用的，也没有考虑在语言交互过程中，语言使用者是怎样运用交际能力和语言情境以及与其他语言使用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Bachman（1990）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尝试，在Canale&Swain的交际能力模型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构建了新的语言交际能力模型（简称CLA模型，如图1-7所示）。CLA模型不仅包括语言知识和结构，还包括在语言交际情境中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的策略能力以及心理生理机制。Bachman用下图（图1-7）来说明CLA模型的三个组成部分和语言情境以及人的知识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1-7 Bachman语言交际能力（CLA）模型（1990）
在CLA模型中，语言能力由特定的知识构成；策略能力是一种智力上的能力，表现为如何在交际中运用语言知识的各种成分，还涉及潜在的认知能力，比如计划和实施计划等，此外，Bachman还赋予策略能力非语言的认知功能，以此连接交际者的语言能力、世界知识以及具体交际语境的特征，朝Canale&Swain指出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在Bachman的CLA模型中，还关注了心理生理机制，指出神经和心理过程参与了语言交际。
Bachman &Palmer（1996）进一步发展和细化了Bachman（1990）的CLA模型，把语言能力分为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如图1-8所示）。前者由语法语篇能力组成；后者包括社会语言和言外能力。
图1-8 Bachman&Palmer语言交际能力模型[40]（1996）
Bachman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是至今最为全面的阐述，在外语教学界和外语测试界得到了广泛的赞许，是目前语言测试界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交际能力模型。增加了语言交际能力的解释力。很多考试是以Bachman（1990）的交际能力模型为理论基础来开发的。如Mcdowell（1995）以Bachman（1990）的交际能力模型为基础开发了母语非英语的澳大利亚语言教师水平考试。他不仅考虑到了语言交际过程中的生理心理运动机制，还将其纳入到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关注到了交际能力实际上是在和环境以及其他交际者的交互过程中发展的。
Celce-Murcia，Dörnyei&Thurrell（1995）的交际能力模型是由5个内在相关的成分——语言能力、策略能力、行动能力（action competence）、话语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构成[41]。这个模型的图形设计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外围是一个循环动态的圆圈，金字塔内的圆圈是话语能力，金字塔顶端是社会文化能力，顶端的两个角分别是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顶端和底端的三个能力都用双向箭头指向了话语能力，显示的是这三个能力与话语能力互动的关系，把词汇语法知识、行为组织技能和社会文化语境组合起来形成话语。环绕金字塔的是策略能力，包括谈话者意义协商、解决歧义、弥补其他能力不足的交际策略、认知策略和元认知策略。在这个模型中，语言能力除了Canale&Swain理论框架中的语法能力外，还包含语言系统里不同层级的知识，比如句式结构、形态变化、词语、语音和拼写系统。行动能力与Canale&Swain社会文化能力、Bachman的语用能力一致，要求语言功能和言语行为的知识阐释和传达说者意图。社会文化能力与Canale&Swain社会文化能力、Bachman的社会语言能力有关，是指能够根据语境中的社会规约和文化规约恰当表达自己的能力。话语能力是Celce-Murcia，Dörnyei&Thurrell（1995）模型中的核心能力，如图1-9所示，其他四项能力都与话语能力紧密相连，并有双向互动关系，在Celce-Murcia（1995）话语能力中，主要包含连贯、衔接、指示词、体裁结构和会话结构。从模型中还可以看出交际能力的四个部分都受策略能力的支配，Celce-Murcia认为策略能力是交际能力的知识和使用，主要包含回避、达成、赢得时间、自我调控和互动策略。他们认为这五个方面不仅可以进行交际，还有助于改善交际效果。
图1-9 Celce-Murcia，etc.交际能力图式[42]（1995：10）
Canale&Swain（1980）提出了基本的交际技能理论：特别重视第二语言学习者应对最常见的第二语言交际场景所需具备的最低水平的（主要是口语的）交际技能[43]。他们认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培养的交际能力既要重视语法的准确性，也要重视在不同场景中的言语得体性。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对这些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可以显现研究的发展轨迹。Celce-Murcia et al（1995）的交际能力模型是由Canale&Swain的交际能力模型演化而来。下图（图1-10）显示了演变过程。
图1-10 二语习得领域交际能力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轨迹[44]
这三个交际能力模型中最主要的变化是社会文化能力部分，Canale（1983）把话语能力从社会文化能力中抽离出来，Celce-Murcia（1995）的模型又进一步把行动能力从社会文化能力中细化出来。这样的发展符合语言学发展的社会语言学视角，即在强调语言的使用要与一定的社会语境相契合，而不是单纯的语法知识的体现时，把所有语言能力缺失的部分都归结到社会文化能力中。另外还有两小点术语使用不同的地方，一是Celce-Murcia（1995）在他们的模型中使用语言能力而不是语法能力，二是他们使用社会文化能力而不是社会语言能力。这两个术语的改用可以看出他们对交际能力的理解更加多维化。
图1-11是Bachman &Palmer（1996）和Celce-Murcia（1995）的交际能力模型对比，尽管Bachman &Palmer（1996）构建的语言交际能力模型是分等级、多层次的，但与Celce-Murcia（1995）构建的交际能力模型中的五个构成要素有很多相似之处。
图1-11 Bachman &Palmer（1996）和Celce-Murcia etc.（1995）交际能力模型详细对比[45]
Young（1999）根据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互动能力。他对互动能力的解释为：参与者在互动中采用和意识到的知识理论以及如何获取这些知识理论[46]。Marysia Johnson（2004）受到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和Habermas沟通行动理论的启发，在此基础上修正了Canale&Swain、Bachman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型，互动能力成为新修正的交际能力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图1-12和图1-13）。(https://www.daowen.com)
图1-12 互动能力和Canale&Swain的交际能力模型[47]
图1-13 互动能力和Canale&Swain的交际能力模型[48]
互动能力的提出反映了研究者对于交际能力的交互特点的关注，也反映出了Marysia Johnson对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的关注。在表1-8中，我们对Marysia Johnson对语言形式和功能的两种观点进行了对比。
表1-8 Marysia Johnson（2004）对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两种观点的对比和区分[49]
经过十多年的反思和在此期间受益于语言教学的启发，Celce-Murcia（2007）对Celce-Murcia，etc.（1995）的交际能力模型进行了修改，新提出来的交际能力模型主要是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新交际能力模型在图形上（图1-14）呈现一个四角星形状。四角星的中心是正方形，正方形内部是话语能力，正方形的四个边分别向外延伸组合成四个三角形，其中上下两端的两个三角形分别是社会文化能力和互动能力，左右两端分别是语言能力和套语能力。四个角分别指向话语能力，意在坚持以话语能力为中心的地位没变。环绕四角星的还是策略能力。
图1-14 Celce-Murcia修改后的交际能力模式图示[50]
新交际能力模型由原来的五个维度变成现在的六个维度，新增加的是套语能力（formulaic competence）。套语又叫公式语言、套话，是以单元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在使用时可供直接提取，而非完全现场生成再组合的语言序列。互动能力（interactional competence）也是新出现的术语，互动能力包含行动能力、会话能力和非语言能力。策略能力维度的改变主要是增加了学习策略。
陈昌义对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进行了反思，构建了新的交际能力模型，包括三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能力[51]（如图1-15所示）。
图1-15 陈昌义交际能力模型（2003）
陈昌义的交际能力模型融合了Bachman（1990）和Bachman &Palmer（1996）的语言交际能力模型，并进一步细化了Bachman提出的生理心理机制，将其分解为认知能力和心理语言能力，并对其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与之前的交际能力模型相比，陈昌义的新交际能力模型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是突出了交际的主体，特别是将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和心理语言能力等要素纳入到了新交际能力模型中，认为语言生成和理解同属认知语言学范畴，强调了主体认知在交际中的作用；第二是他提出来交际能力三个子能力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第三是新模型实现了内在认知心理和外在社会情境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尽管如此，陈昌义的交际能力模型还是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是虽然突出了交际主体的作用，但是对于交际主体的构成要素分析还不够全面，没有提及到交际主体的一些关键性要素如策略动机等，情感要素如焦虑、兴趣、满意和自信等，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提及到这些要素是如何和交际能力相关的；第二是他虽然发现了交际能力子系统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并未进一步指出其子系统和系统要素之间是以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和如何互动的；第三，虽然有机融合了内在心理和外在社会情境，但对于内外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交际能力没再做深入的探讨。
刘颂浩从汉语教学的视角出发提出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包含语言、语用、策略、背景和流畅五个能力（如图1-16）。他同时指出这五种能力分别用来保证言语交际活动的知识性、准确性、得体性、灵活性和流利性[52]。
图1-16 刘颂浩汉语交际语言能力框架（2007）
在这个框架中，前三个部分与Canale&Swain（1980）、Bachman（1990）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一致。后两个部分背景能力和流畅能力是他们的独特处理。背景能力指学习者在背景知识方面所具备的水平，包括已有知识和新学知识。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意义的表达和理解，对于语言学习特别是第二语言学习有重要影响。流畅能力和时间有关，即流畅地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对应交际能力评价指标中的流利性。刘颂浩的交际能力模型在指导对外汉语教学评估方面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把流畅能力包含在交际能力的模型中，表现出了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评估的务实性。但总体来说，这一交际语言能力模型还是过于简单，没有充分体现交际能力的复杂性。
姜丽萍从对外汉语教学实际出发，强调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交际能力，将其分为语言、语用和综合能力。其中，语言能力属于静态知识部分，主要通过教师的讲授和练习获得；语用能力延用卡纳尔等人提出的社交能力、话语能力和策略能力，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模拟真实情境实现自动化的得体表达；综合能力的训练主要是在真实情境下进行的。这些概念的关系如图1-17所示：
图1-17 姜丽萍交际能力构成及实现层级图（2007）
从横向上来说，交际能力所包含的概念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从纵向上来说，它们是有层级性的，交际能力在教学中的实现顺序如下图（图1-18）所示[53]：
图1-18 姜丽萍交际能力在教学中的实现顺序图（2008）
姜丽萍的交际能力构成及实现层级与教学紧密结合，具有务实性，符合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情况。首先，她指出语言学中的“交际能力”概念是绝对、抽象和静态的，而语言教学中的“交际能力”是相对的、动态的、具体的概念[54]，主要面向二语者[55]。其次，她认识到“交际能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并指出目前存在交际能力构成要素过于宽泛或界线不清的问题，要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特点构建适合本学科的“交际能力”概念。再次，她指出“交际能力”是动态发展的，并在使用中不断完善，这些都是符合交际能力的发展特征的。尽管如此，姜丽萍提出的能力构成和层级实现构想还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主位视角，并未将学生的主体性纳入到其研究范围，在交际能力培养上，也主要强调教师的课堂讲授和训练，忽略了学习者对知识和技能的主动建构能力。
陈敬玺认为汉语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即“国际汉语语言交际能力”）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如图1-19所示）。[56]
图1-19 陈敬玺交际能力模型（2012）
陈敬玺提出的交际能力模型结构相对复杂，不仅涉及了知识、技能、文化、语用和策略等能力，也涉及了情感/态度、世界知识等要素，同时指出了四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和促进关系，旨在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个可信的参照体系。遗憾的是，该交际能力模型对于交际者主体的关注还不够充分。
综合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交际能力理论发展脉络，交际能力研究始自Hymes，Hymes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研究交际能力，他的研究为外语教学中交际能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并不涉及具体的语言教学，属于理论上的建构和探讨。Canale&Swain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将交际能力与语言教学相结合，建构了可用于指导教学的交际能力框架，其后的研究者们根据语言交际能力研究的发展，不断地补充和修正这一理论框架。巴克曼的交际言语能力是至今最为全面的阐述，在外语教学界和外语测试界得到了广泛的赞许。Celce-Murcia等的模型与以往模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合并了交际能力的五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点更为重要，Celce-Murcia是以教学视角来建构这一模型，尽可能对构成交际能力的五个方面进行明晰而细致的阐述，对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提供了详细的内容说明。Celce-Murcia（2007）交际能力模型主要是从二语习得的视角提出，因此会考虑在教学中针对交际能力培养进行教学设计，尽可能全面而详细地列出交际能力每一个构成要素的内容。陈昌义（2003）、刘颂浩（2007）、姜丽萍（2007）、陈敬玺（2012）等的研究都是在Canale&Swain（1981，1983）和Bachman（1990，1996）等基础上进行的，又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