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办公共食堂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农业社办食堂，促进生产发展和集体主义思想成长》的专题报道，介绍了湖南等省部分地区的农业社试办公共食堂的情况。报道说公共食堂有八大好处：吃饭时间一致；解放了一批妇女劳动力；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家禽、家畜集体喂养，便于安排弱劳动力，减少了五保户；能够计划用粮；便于发展集体副业；有利于家庭和睦；卫生状况大为改善。此后，公共食堂被当作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群众的一项伟大创举加以推广。[7]10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要求劳动实行军事化、战斗化，吃住在田间，大力办好公共食堂。随后，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祥云县先后办起公共食堂1665个。
在筹建公共食堂时，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等被无偿调用，社员饲养的家禽集中起来无偿地归食堂饲养，社员的自留地收回作食堂的菜地。公共食堂还普遍实行伙食供给制或粮食供给制，提倡“吃饭不要钱”。造成“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由于办食堂而取消了原来由农村妇女经营的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不仅影响了生产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再加上客观条件的局限，公共食堂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等。所有这些，都使农民对办公共食堂极其不满。
把吃饭不要钱作为体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推行，甚至过路人也可登记一下就吃饭，有人跑一个村就吃一餐饭，结果造成粮食及经济上的极大浪费，后来只好按年龄和出勤定量吃饭。由于粮食不足，无法保障群众吃饱，采用粘山药、松树花等野生植物的花秆代粮充饥，部分人的体质明显下降，肿病人数逐步上升。
公共食堂化使全县各族农民群众都过上了集体生活。农民的家具、家庭饲养的家禽家畜也归了集体，农民没有生活自主权。特别是居住分散的山区，公共食堂布局不合理，农民吃顿饭都不容易，不少山区农民不得不翻山越岭到食堂打饭。但是为了响应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共产主义”的号召，广大农民仍积极参与大办公共食堂，期盼好日子的到来。
公共食堂办起后，便面临着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生产的虚报浮夸非常严重。各级领导既迫于压力又盲目乐观，对粮食产量不加以认真核实，便上报获得大增产。以致国家在粮食征购中，多征多购，征了过头粮。一些事实上减产的人民公社，在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后，除去种子、饲料，留给社员的口粮所剩不多。加之公共食堂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粮食供给制，食堂还要接纳各地的劳动协作大军吃饭，粮食耗费巨大。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兴办不久，粮食便难以为继。到1959年春夏之际，一些地方出现粮荒，饥饿、营养不良、水肿病及其他疾病开始发生。尽管县、社党委、政府认真贯彻省委针对大办公共食堂中存在的问题不断进行整顿，但在全国形势影响下，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公共食堂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1961年7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从政策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工作的公共食堂问题。此后，自“大跃进”以来用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公共食堂相继解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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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二卷（1950—1978）》，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页。
[2]老鼠、麻雀、蚊子、苍蝇被称为“四害”。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92页。
[4]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二卷（1950—1978）》，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9页。
[5]一平二调：一是平均主义，二是无偿调用。
[6]五风指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共产风。
[7]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云南历史第二卷（1950—1978）》，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