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提出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为消除党内高、中层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阻力，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同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中首次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10月5日，《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并提出“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的框框统统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紧急指示》，认为该文件对县以上大中学校适用。从此，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一次再发动，陈伯达、林彪先后发言。会后，林彪、陈伯达的讲话被大量印发，引发了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9](https://www.daowen.com)

11月5日至30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工作（扩大）会议，省、地、县三级干部参会，传达和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问题。此后，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省从上到下，批判的矛头集中对准中共云南省委和各级领导及其负责人。

12月，南下红卫兵，与中小学教师、学生串连，强令县委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揪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成员，并由被打成“三反分子”的教师揭露和控诉“资反路线”对他们的迫害。1967年3月17日，县委公开检讨前阶段文、卫系统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错误：“运动开始就排了队，有的采取了点名揭发。在一些同志的问题上，出现了虚造事实，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对参加运动的一些革命同志实行了政治迫害，限制了人身自由。有的被非法武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造成了个别教师死亡；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等。同时，在教师和部分学生中排了一、二、三、四类，并对广大革命群众作了错误的组织处理和行政处分。”县委还公开向被迫害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对运动初期受到迫害并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等的革命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