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

1972年后，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因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并进而提出了要批判孔子的问题，以此论证林彪反党集团的实质是极右，把“批林”引向了防止“右倾回潮”、反对“复辟倒退”的方向。1974年后，“四人帮”利用批孔大做文章，大谈“反修”、“反复辟”、反击“右倾回潮”，谋图批倒周恩来。反击所谓“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导致刚刚趋向稳定的局面又出现混乱。

从1974年1月开始，中共祥云县委贯彻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开展批林批孔的部署意见》，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7月，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搞乱全国的图谋后，果断制止，严厉批评，并第一次点出“四人帮”的问题。但是，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追随他们的帮派分子在运动中重新在各地批斗领导干部，还有一些单位批判教师和文艺工作者，散布“反潮流”谬论，煽动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跨行业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部分地区又出现武斗。在这种形势下，云南出现“齐向阳”“大批判”“反潮流”3个山头。祥云县也出现了“杨山头”“周山头”。各个山头大体上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两大派的一些骨干为基础，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成。他们都力求得到党、政、军内一些领导人的支持。当时祥云县委被视为是“青一色”“铁板一块”，他们为了加强“批林批孔”的所谓“实力”，决定对祥云县委“掺沙子”。用上级党委任命的办法，先后对祥云县委增补了一名副书记、六名常委。县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成立办公室，代替县委、县革委办公室，指挥全县“批林批孔”运动。县委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被扣上“复辟”“钉子”“孔老二徒子徒孙”等罪名，进行揪斗批判。在运动中，一些人利用合法身份，上蹿下跳，煽动群众，冲击省、州、县领导机关，搞乱基层组织，再次夺权。致使“九一三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趋于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又遭严重干扰破坏，再次出现内乱。(https://www.daowen.com)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中共中央要求：不准揪斗干部，不准扣帽子，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他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于有关劳动、工资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统筹解决；对于那些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定出增产节约的有效措施。1974年7月5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要坚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搞好“批林批孔”，不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和“战斗队”“上访团”一类组织，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工作岗位和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经过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和省委要求，混乱形势稍有缓和。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74年12月31日中午，造反派冲散了县委召开的民兵工作会议，当天晚上，一部分群众在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下，敲开了县委、县革委机关大门，强占了县委、县革委机关大院，撬开了办公室，赶走了机关工作人员。县委、县革委领导人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后来，另一部分群众占据了县革委招待所大院，祥云县城再次开始了武斗，持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县级4个部、委、办、局机关和农村12个生产大队被抢章夺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再次被搞瘫痪。^[4]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情加重，从1975年2月始，毛泽东同意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整顿工作，为时一年的“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同月，中共云南省委制定并发出《中共云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的决定》，强调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武斗双方的武器都要收缴，指挥部、民兵团之类的机构都要解散。要求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生产岗位和集中起来搞武斗的人员，必须立即回到本单位；立即停止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立即停止“上访团”“联络站”等组织。在省州党委领导下，祥云县开展了“倒旗、脱钩、削山头”的工作。1975年2月27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撤销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通知》，“批林批孔”运动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