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对邓小平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邓小平则是偏袒和支持这位副书记。11月初，清华大学党委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展开，一些学校相继进行了“教育革命大辩论”，整顿被迫中断^[1]。11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2]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性的悼念活动因受“四人帮”阻挠而成为抗议运动。1月20日，毛泽东同意邓小平辞职，不再主持中共中央工作。28日，经毛泽东提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2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召集各省、自治区、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会议“继续打招呼”。“四人帮”在云南小组会上，指责中共云南省委“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过程中，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3]3月6日至2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的精神。祥云帮派头目组织人员参与“大理地区赴昆上访团”，冲击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4]5月3日，州党委召开县书会议，祥云帮派头目伙同下关帮派70余人冲击会议说：“王某某是右倾翻案的急先锋，要求李承认周、罗、王是常委。”随后又找州党委座谈，说：“《县委开门整风报告》是一个修正主义文件，应该否定。应恢复1974年8月常委会议纪要；恢复右倾翻案风刮走的干部；释放被抓的4名人员。”他们轮番向会议进攻，并组成“三人小组”取代州党委领导，强行把会议搬到昆明召开，制造了“州、县官上访”事件。^[5](https://www.daowen.com)

“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意味着批判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全盘工作，也否定了这期间在邓小平和中央领导人帮助下形成的省委26号文件，以及否定贯彻省委26号文件强调的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落实政策刚回来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老同志在运动中又被打成“还乡团”，再次被打倒、受迫害。更为严重的是，否定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释放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中逮捕关押的一批刑事犯罪分子。派性重新泛滥，为了争权、抢权，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理论组”又一次发起向大队、生产队夺权活动。^[6]

1976年7月25日，在造反派“上压下挤”“内外夹攻”下制造了《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即省委40号文件）。文件否定省委26号文件，否定全面整顿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成果，称“以反派性为纲，打击了革命的新生力量”，先抓班子，后全面整顿，“破坏了老、中、青结合”。文件下达后，造成全省性混乱，有些派性严重被下放或调动的人官复原职，落实政策后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被迫让位。省委40号文件的出台和祥云县贯彻文件的影响，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在祥云的反映，也是“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在云南祥云的表现。严重内乱的反复，使祥云和全省一样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1976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比1975年下降11.68%，财政收入下降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