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党的政策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党内一大批老同志的看法，支持为“二月逆流”[1]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直接过问了一些高级干部的落实政策工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根据其“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这个估计，抓住时机，推倒强加在许多干部头上的诬陷罪名和不实之词，把他们从被打倒、被专政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生病的得到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特别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央和省、州党委的重视下，中共祥云县委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新老工人政策，给在运动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273名干部恢复名誉，安排了工作。1974年1月，军队“支左”代表回部队，县委领导班子由地方干部组成，又有一批老干部被解放出来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
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上周恩来提出整顿和解决企业管理混乱问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极左思潮要解决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无人负责的问题和扭转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无政府主义和“空头政治”。中共祥云县委联系实际，贯彻会议精神，制定发展计划，提出197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亿元，比上年增长23.5%。县委结合“批林整风”运动，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采取提高产品质量，进行企业整顿，调整分配，落实农村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全县经济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1972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3808万元，比上年3138万元增长21.35%。工农业总产值10606万元，比上年增长21.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769万元，增长13.9%。财政收入299.7万元，增长15.26%。
积极调整农村政策。针对极左思潮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的情况，中共祥云县委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传达中共中央调整政策的精神，以分配问题为核心，对劳动计酬和社队规模等进行调查研究。1972年春，县委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迅速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县级机关有70％的人员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做到每一个生产队有一个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经过群众讨论，解决好劳动计酬、小春预分和小春公粮入库工作，坚决贯彻按劳计酬和兼顾三者利益原则，进一步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安排好生活，对真正缺粮的生产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安排供应，以防平均主义。当年全县小春粮食产量达1.8亿公斤，比上年增长5.86％。
调整粮食征收任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县委根据州革委会《关于继续稳定农业税负担的通知》《关于1972年粮食征收任务的通知》精神，贯彻三者利益兼顾的分配政策和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不征购过头粮。做到增产地区国家征购适当增加，集体储备逐步增多，社员生活有所改善；减产地区，打紧扣留，少购少分；受灾较重的地区，征购任务适当调减，从增产地区购超购粮以丰补歉，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农业税各项征收指标，从1971年起继续稳定五年不变，各地不得自行增加征收任务数。个别农业税负担畸轻畸重，需要调整的，由公社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本着增轻减重，保持原负担不变、调整面不大的原则，作适当调整。(https://www.daowen.com)
1972年起，继续执行开生荒免税五年，熟荒免税三年。农林特产税自有收入之年起免税7年，到期征税的规定。这些政策对长期以来农村“一平二调”等“左”的做法进行初步纠正，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分配政策。4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的意见》，提出要做到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自留地归社员家庭使用的制度长期不变，反对动不动就改变核算单位、并队“割资本主义尾巴”；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和物质刺激；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反对“瞎指挥”；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反对特殊化；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和强迫命令；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对单一经营和自由种植；坚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三兼顾”的原则，反对偏顾一头；坚持按劳动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报酬，反对劳动组织自由结合、田间农活包工到户、到人或以定产定工包产到组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普淜水系移民工作，为邵家水库和普淜水库的顺利建设奠定了基础。
从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从教育开刀，连续制造了交白卷典型、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的浪潮，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等于1974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诬蔑和中伤。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便从各种宣传中消失，周恩来主持的调整被迫中断[2]。在这样的形势下，祥云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全国全省一样被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