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现代中国的政治秩序：章太炎与严复围绕《社会通诠》的争论
《社会通诠》一书，系严复根据英国思想家甄克思（Edward Jenks）所著之 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翻译而成。一部通俗性读物缘何会成为严复所选定的翻译作品，出版之后为何会在晚清思想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对前一个问题，有人提出严复翻译此书最为直接的刺激来自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排外风潮。因为在严复看来，排外无异于是对于文明的拒绝。[1]基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严复寄望于这本通俗著作能以明快的方式建构起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他借助甄克思的图腾、宗法、军国民三阶段论，将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定为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并以此为基础，指出中国走向文明的道路，即宪政民主政治框架。这个动机在严复自己所写的《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1904年4月20日起在《大公报》连载四期，总第651号至654号）中有明确的表述。在这篇介绍性文字中，严复强调了宗法社会与排外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将排外思想的源头归之于民族主义，认为排外既无法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也难以真正与列国竞逐。“总之，五十年以往，吾中国社会之前途，虽有圣者，殆不敢豫；而所可知者，使中国必出以与天下争衡，将必脱其宗法之故而后可。而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彼徒执民族主义，而昌言排外者，断断乎不足以救亡也。”[2]换句话说，严复希望中国人接受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模式，这也是他对“民族主义”特别要加以批评的原因。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政治形态，“偏离”了这个普遍性的路径，因而需要“校正”，要接受西方已经成功的社会新形态。
对于严复翻译《社会通诠》之因由，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旧译为“史华兹”）的分析也值得注意。他说，严复虽然试图从文化的多样性中寻找中西方不同的制度根源，但这样的推论并没有导出中国可以产生自己的制度体系的结论，而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中国制度的落后，并且儒家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社会通诠》的按语最集中地体现了严复的逐渐进化的信念是坚信不移的，也就是说，他坚定不移地在近代西方寻找人类未来的形象。儒教的价值观念不仅仅本身是错误的；它们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的反映，是一个早该退出而还未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发展阶段与时代不合而引起的错误反映”[3]。
在严复的思想世界中，通过将文明与野蛮对立，进而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视为人类普遍性的路径。尽管严复也意识到这种西方制度体系并不能简单地移植到中国，还需要国民在知识、道德和身体等方面的配合。但是，严复早年坚信，这些文明的基本要素：民智、民德和民力并不能真正从中国自身的传统中获得。所以，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严复所呈现的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对于民权的压制，至于说那些“治人者”可以由百姓推举，就是古代圣人所没有想到的。[4](https://www.daowen.com)
严复对中国民众接受文明的能力表示担忧，并把这种能力的“低下”归咎于政治传统：“且吾民之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材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5]认为只有排除这些积习，中国人的创造力才可能爆发出来。
也许是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也许是基于晚清国家积弱的现实感受，对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严复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力量，因而对于逐渐兴起的、以排满为口号的革命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立场怀有深深的忧虑。在我看来，严复倾向于赞成以增加国家能力的方式来使国家迈向文明，而认为革命的方式和革命派的主张，都会阻碍国家的富强。
对于严复的态度，革命派也洞若观火。因此，当《社会通诠》出版之后，新创刊的革命党的机关刊物《民报》所设定的论战对象除了梁启超之外，就是严复。汪精卫、胡汉民等纷纷在《民报》上发表文章反击严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其中最为充分的则是章太炎所著之《〈社会通诠〉商兑》一文。可见，正是因为严复在书中对于民族主义的批评而导致本书成为革命派竞相讨论的文本，进而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本章将围绕章太炎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于宪政、议会等制度的质疑，来剖析晚清思想界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