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和章门弟子的“国学”
章太炎与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尽一致的认识，因为章太炎有更为复杂的思想面向。然而就国学问题而言，章太炎的许多观点与黄节、邓实这些国粹派的核心人物非常接近。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的精神动力，在他以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的名义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3]若是国家精神已然死亡，那么这个国家则失去了主权，就真的灭亡了。若是精神存在，即使国家灭亡，已然有恢复的可能。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就需要确立国家的精神，也即国魂，对此，康有为诉诸孔教会，他从西方的制度性宗教的独立发展体会到儒家在失去制度依托之后，只能寻求宗教化的途径。但这却为章太炎所激烈反对。他认为，国家的精神存于国家之文化和典籍之中，所以，讲习国学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历史和典籍的重新诠绎来建立民族的自信。
在章太炎看来，对于西学的过分崇敬已经对爱国爱种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损害，他1905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4]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并以此来为推动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提供理论支持。
为此目标，章太炎所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要点。首先，他要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激发当时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激情，并以汉族为主体的历史来确定中国的特征；其次，他要通过民族的历史叙述来确定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这两个工作在章太炎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中，有时是混合的。比如，他的古文经学的立场，自然将他的努力导向对于“历史”的重视。但有时也是矛盾的，比如他对今文经学的否定，引发他对作为汉文化标志的孔子的崇高地位的否定。
章太炎所说的历史有更多的内容，他说：“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5]
因为，章太炎的学术倾向会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因此，他对于历史的强调，更多的是要通过历史来突出文化和价值的独特性，由此来强化汉族人和满族人之间的差异。他对中国“历史”独特的叙述更多地运用于他的革命理论的阐释。但是，思想极其深邃的章太炎，在“转速成真”的时期，却以学术的方式对革命运动所追求的使命形成了解构。比如他的《国家论》《五无论》等作品，否定了“国家”具有自性，进而推崇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他的《齐物论释》《俱分进化论》等作品则否定了平等、进步等观念的绝对性。加上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在《民报》闭馆之后，章太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学教学和研究上。
他将基于民族主义的对于“国性”的强调转移到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对“国学”进行整理。由于章太炎所持的经学立场是古文经学，所以更加注重实证和考据，尤其注意思想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方法更容易与后来的科学主义潮流构成同盟。因为这样的原因，章太炎成为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这个广告中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而是将经学的内容分散到制度学、文史学之中，这样的区分与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所开创的现代学科有很大的相似性。据此，陈平原等人将章太炎看作现代中国学术的创立者。[6](https://www.daowen.com)
后来，章太炎将他自己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定名为《国故论衡》。该书分为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侧重哲学思想。
以“国学”之名作为招牌的课程的内容却以“国故”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换句话说，章太炎为什么要采用“国故”的概念来取代“国粹”和“国学”呢？确切的原因可能见仁见智。一个稍有根据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是“国粹”这个词比较具有争议性，“国粹”这个词，由日本传入，但是既然提出国“粹”，必然面临什么内容称得上是“粹”的问题。有国粹，意味着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辨析和清理。这似乎是非学术的。以纯粹的学术立场来看，学术研究应保持客观和公正，因此，“国故”便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词汇。
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国故”还是“国粹”，都醒目地存在着“国”这个“地域性”和“价值性”的前缀，因此，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放弃“国”作为文化认同基础的重要功能，借由“国”这样一个定语，人们可以对所涉及的内容进行重构，而描述出一种新的国家精神，由此，亦是一个取舍的过程。“国粹既是一个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7]
在失去《民报》主编的工作之后，章太炎在日本主要靠授课维持生计，但由于章声名远播，所以前来受业的弟子众多，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几乎都是20世纪初中国人文学的顶尖人物。这些人学术倾向多样，比如周氏兄弟并没有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下功夫，而是转向写作和翻译。但以黄侃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弟子，基本上接受了章太炎通过历史和学术的途径来确立“国性”的理路。
1912年2月，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龚宝铨、朱希祖、范古农、许寿裳等发起“国学会”，请章太炎担任会长，在《民立报》发表的《国学会缘起》中说：“先民不作，国学日微，诸言治兴学，以逮艺术之微音，罔不圭臬异国，引为上第。古制沦于草莽，故籍鬻为败纸，十数稔于兹矣。……语曰：‘国将亡，本必先颠。’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在是矣。今言者他不悉知，唯欲废绝经籍，自诩上制，何其乐率中国而化附于人也。方当匡复区夏，谓宜兴废继绝，昭明固有，安所得此亡国之言，以为不祥之征耶？……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不能举其效。”[8]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章太炎或者国粹派“学术亡而国亡”的理路。
章门师徒决定成立“国学会”，并提出教授的科目为：甲，文，小学（音韵训诂，字原属焉）；乙，文章（文章流别，文学史属焉）；丙，子（诸子异义）；丁，史（典章制度、史评）；戊，学术流别；己，释典。这与东京国学讲习会略有不同，所共同的是，均没有“经学”的条目。这也体现了“国学”有意与经学保持距离的设想。
1913年之后，大量的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甚至成为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后来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主导人物，比如历史的朱希祖，文学的黄侃、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氏兄弟等，他们通过北大的教授评议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控制北京大学的教授评聘和学科内容的安排。由此，章太炎的学术立场更为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学术形态的形成。
民国成立之后，随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顾颉刚、冯友兰等人在回忆录中都提到胡适的新方法给他们所带来的震动。随后，胡适又执掌文学院，章门弟子逐渐失去了对北京大学学术氛围的影响，国学研究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英美系和日本系的权势转移，但实质上，也是关于何种学术内容更能确立“国”的特性的问题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