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意象转移：以章太炎、胡适和顾颉刚、傅斯年为主轴

在儒家的价值序列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终极性的概念。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修身系列条目中，“国”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式的政治实体，而只是通向“天下”序列的一个中间环节。对此，梁漱溟综合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认为：“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个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1]也就是说，中国人现在所十分强调的国家意识，是由受到西方人的侵略而引发的。

在晚清地理观念的重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天下秩序遭遇“万国”竞逐的新视野的冲击。面对瓜分危机的中国人激发出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因此领土、疆域、主权、民族和人种问题开始成为近代学人讨论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当一贯引以为傲的儒家“文化价值”不再必然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能为“近代国家建构”提供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天下”观念便难以为继，而注意力被聚合到并没有充分理论资源的“国家”问题之上。

那么如何在军事和经济竞争明显处于劣势的局势下，振奋精神，提升国家认同感，深受日本国粹思潮影响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提倡国粹。(https://www.daowen.com)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学不分东西，但在国粹派看来，“学”则是“国”之为“国”的根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学说思想，中国之学说乃称“国学”。“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2]在国粹派的逻辑中，首先一国之学，治一国之事，因此西学虽可吸收，但本末已然先定。而“粹”则意味着对于过去学术思想的重新阐述，这种解释的重点是让传统的学术能够成为回答现代问题的重要资源。

国粹派的关注点是“学”和“国”的关系，他们认为儒家在独尊化之后，已经蜕变为“君学”，为君主专制服务，提倡国学，就是要把这种受束缚已久的思想从专为帝王服务的压制中解放出来。而国学则是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旨归，可以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国”的观念进入近代政治和学术语境中，是政治和价值转型的重要标识。自然，在其演变的过程中，要面临种种的挑战。因为救亡的压力而凸显的国家独立的重要性和基于自由和人权的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之间会发生种种的冲突。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的学术群体，以“学术”名义反对“国学”，本身也不能与政治完全脱钩，他们亦通过攻击“国学”背后的价值投射而成为争夺学术权势的主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及其弟子、胡适和顾颉刚、傅斯年等，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学术争议的线索，即通过“国故”“国学”的阐述和批评，来凸显各自的学术立场，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