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天下国家

梁启超认为欧洲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主要是基于“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他说：“自16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此主义发达既极，驯至19世纪之末（近二三十年），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13]并举俄国和德国的扩张例子来佐证。这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种十分清晰地描述，并指出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上，往往会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对弱小的民族国家进行扩张和倾夺。中国近代的衰弱就是受到民族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中国自身则缺乏这种意识。(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评论道，中国的儒者，开口就是平天下治天下，将国家视为渺小的一物，这导致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将是否发展出“国家”的观念视为文明与野蛮之别。以前的中国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爱国的精神。在国际关系中，持有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世界主义立场，也会产生对国家在价值上的轻视。他说，世界主义固然是美好的理想，但是在充满竞争的国际格局里，国家才应成为一切关怀的基点，他在《论国家思想》一节中，对“国民”概念做了解释。他说，人类早期并无国家思想，只有部落思想。“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14]有了世界，就有国家之观念，即你与别的国家一起构成“世界”。“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争竞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人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15]在这里，梁启超认为古代儒家的天下主义和其师康有为的大同主义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的方案，如果方案过于理想而难以落实，则又为野蛮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