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德和私德

公私问题为近代思想家所关注的大问题。梁启超一度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对公私观念作了新的说明，并开始用新旧来描述中西伦理观念上的差异。他说：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范围证明之。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何也？凡人对于社会之义务，决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绝迹不与人相交者，仍于社会上有不可不尽之责任。至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于大体无关也。将所谓逸民不事王侯者，岂不在此伦范围之外乎？夫人必备此三伦理之义务，然后人格乃成。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虽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体也。全体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16](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从儒家五伦观念出发，认为儒家伦理中对于家族伦理有完整的系统，而对于社会国家的伦理则不完备。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但以往的道德教育只提倡私德而不注重公德，造成了传统道德的偏向，也形成了公德和私德之间的障碍。“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17]其实，就公私关系而言，近代的中国人并不提倡西方启蒙意义上的个体观念，而是比较重视“群”的意识。严复在翻译西方的自由概念的时候，就考虑到个人权利和群体责任之间的关系，所以强调“群己权界”。对此，梁启超批评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18]。如果只享受权利，而不尽其义务，那么这个人不但无益于群体的利益，反而会称为群体之“蠹”。因此，每一社会成员要善于“合群”，所以梁启超提倡的新道德就是以合群为目的的公德。“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画而不敢进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9]因为梁启超深受日本的进化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常持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来评断传统儒家伦理，提出“道德革命论”。这固然是种族竞争的大势所趋，但对于道德系统的稳定性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