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康有为的《大同书》承继中国传统的大同观念，这种观念以“天下为公”的诉求，成为近代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基础。有人甚至认为康有为的后半生几乎完全在致力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理想国。[87]对此，沟口雄三可谓慧眼：他将中国近代视为“大同式近代”，并认为这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近代化的模式，体现了中国的独特性。“比起个人自由更志向于总体的自由，而这种排除个人自由即私人自利的、反专制性质的总体自由，由于其排除个人私利的独特的共和原理，从而使民权主义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同时和经济上的总体的自由，即追求四亿人民总体的丰衣足食的民生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特征。”[88]
沟口雄三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起源于传统的大同思想，“毛泽东革命以农村无产阶级为基础，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并因此而更有资格成为大同式近代正统的继承人”[89]。
沟口雄三的说法并非无所依凭。许多材料证明，毛泽东在思想的形成期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特别是对康有为的《大同书》情有独钟。在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中，毛泽东回顾他在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时，他的表兄“给我的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等到我能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我很感激我的老表”[90]。虽然我们无从知道他看的另外一册书是什么内容，但可见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于康有为是十分推崇的，尤其是康有为对于西学的了解，让他十分钦佩。1915年6月，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要效法康有为，四十岁之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之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同年九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说要离开长沙第一师范，隐居山林读书，实际也是想模仿康有为离开朱九江而在西樵山读书的经历。[91]相比于康有为，毛泽东显得更为谦虚一些，康有为自称他三十岁的时候，思想已经成形，也就不再变化了。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的时候，读到了更多的政治读物，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刊物。不过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并不能分别康梁和孙中山在革命立场上的差别。所以，他当时还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92]
1914年，毛泽东入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并认识了杨昌济，并从杨昌济那里读到更多的书籍和报刊，尤其喜欢“西洋伦理学史”课程，并经常就社会和政治问题与杨昌济交流看法，坚定了改造社会的志向。
至少到1917年，毛泽东还是依然接受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的。1917年8月23日，他写信给黎锦熙说，他认为要从哲学和伦理学的改造入手，转变国人的观念。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已经读到《新青年》等新文化运动的杂志，但他的思想中还有许多儒家公羊三世的痕迹。“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间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93]尽管当时康有为的《大同书》只发表甲、乙两部，并非全本，但从这封信中可以想见毛泽东已然读过《大同书》的部分内容。他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的，其改造社会的逻辑也十分一致。
是年秋天之后，杨昌济开设修身课，教材是《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此书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但在批注中，也可以看到康有为对于大同世竞争问题的看法对他的影响。“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94]
李锐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书中，对此也有所描述：《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95]
当然，从后来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状况看，儒家的大同思想只是让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潮时，更具有亲和力。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展，则来自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社会主义成功的刺激。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而该年十月开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书记员，但毛泽东并没有与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有深入的交流。他的一个比较密切的交谈者是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求学的朱谦之。相比之下，朱谦之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96]。(https://www.daowen.com)
1919年之后，毛泽东在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奔走，并逐步确立无产阶级信仰，在1921年的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认为“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97]。他与何叔衡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在经历了种种复杂的斗争经历之后，到1935年之后，毛泽东开始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创造，并最终形成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具体到对历史发展的认知，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比较复杂的历史哲学，有两种并不完全重合的分期说构成，一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尽管这种五阶段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马克思的著作中所明确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二是以和平作为标准划分历史时期，认为历史可以分为和平时期、和平破坏时期、永久和平时期。“两种分期形式的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使用这两种形式，必然产生调和历史分期的难度，随后这种难度会变得更为明显。毛泽东自己并不认为这两种时间体系存在矛盾，而是仅把公认的‘五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分期添加到内含‘三时代’的中国方案中罢了。”[98]而奈特认为三时代的方案背后则是公羊三世说的儒家历史发展观念。
其实，无论是五阶段还是三时代，不同的分期法来解释中国自身的历史的时候，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作为五阶段的历史目的地“共产主义社会”和三个时代的“永久和平”时代，在历史发展的方向上却有着一致性。
在对历史发展目标的描绘上，延安时期也确定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之下，毛泽东特别强调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比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反复强调，中国只有进入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必须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99]1942年在谈到“人类之爱”的时候，毛泽东也认为“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100]。虽然我们在毛泽东的言辞里看不到大同之世的表述，但他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将阶级社会和消灭了阶级之后的理想社会之间在价值和秩序上的差异做了清晰的区分。类似的问题也体现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讨论中。比如，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到了人类社会将会到达一个“永久和平”的时代。“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101]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这次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所以其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从而达到“永久和平”的时代[102]。
1949年6月，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年的历史，认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通过人民共和国来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达到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03]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康有为所描绘的太平世的大同社会是一样的，但毛泽东却愿意使用“大同”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代名词，而他的政治理想也的确是实现了社会平等，消灭了国家的、阶级的，充满了人类之爱的新世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传统儒家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与旨在实现平等的公有制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儒家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一样是属于“思想改造”的主要内容。但是，“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1958年，他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家庭是在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亡，有始有终。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已认识到这一点”。也有人说，毛泽东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很多主张都能看到《大同书》的影响，并认为最初是由谭嗣同的影响而将康的思想传播到湖南的。[104]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毛泽东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阅读得比较持续和仔细。目前所能看到的确切记录是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阅读此书，尤其对其中暴力革命的内容部分，画了许多杠杠。1958年，新版的《国家与革命》出版，毛泽东又仔细阅读，并对国家消亡、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差别，做了许多记录。1964年和1970年又读过几遍。[105]《国家与革命》虽是列宁摘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许多论断，但这本书中，对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家最后消亡的未来前景的讨论，或许会让毛泽东想起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