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领和追随
章太炎最初与康有为的相识，应该属于“精神层面”的，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提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之后，“时人以其言奇谲，多称道之”[1]。康有为在路过杭州的时候，曾经将此书送给当时章太炎在诂经精舍的老师俞樾，俞樾跟章太炎说：“你自称私淑刘歆，而康有为专门与刘氏为敌，你们之间势如冰炭啊。”的确，章太炎曾经做《春秋左氏传》的《叙录》，专门驳难主今文学的刘逢禄，不过很显然学术上的分歧并没有阻碍章太炎被康梁的维新思潮所感召[2]，当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后组织强学会，章太炎也出资加入，并因此得到汪康年和梁启超邀请加入《时务报》任记者，章太炎也决意要发表争论，推进变革。
康有为到底是何年将《新学伪经考》呈送给俞樾的目前并无确切的记载，但是该书所引发的反应，并非“多称道之”，而是群情沸腾。康有为之《我史》就记载，1894年7月，余晋珊（联沅）等上奏，认为康有为自号长素，是“以为长于素王”。此书所造成的“惑世诬民”的后果，堪比华士、少正卯，要求销毁《新学伪经考》，至于如何惩办作者，由皇帝决定。光绪帝同意了余的销毁建议。但康氏经多方活动，包括托张謇去说动翁同龢来打通关节。最终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瀚章为康有为辩护，认为《新学伪经考》本意是为弘扬孔子学说，“本意尊圣，乃至疑经”，虽出版并没有大肆发行，主要是“自课生徒”。尤其是说以“长素自号”，只是为了延年益寿[3]，实在令人哑然。
章太炎终究不能掩饰他与康门之间的分歧。他在《自订年谱》中概括的分歧包括对康有为倡言孔教的不满，改革方向的分歧以及论述方式的不同。在孔教问题上，他认为康有为字长素，弟子们称超回、轶赐，是“狂悖滋甚”。据冯自由的描述，章太炎在1896年上《时务报》当记者的时候，就已经不同意其建立孔教会的主张。“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4]
在改革方向上，他提倡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是目标，故而看重王夫之的《黄书》；而康门则主张在保存皇权基础上的政治变革，常引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写作方法上，他主张科技变革和政治变革分道而论；而康梁则经常将算数物理与政事混为一谈。
这样的分歧最终以“斗殴”并章太炎离开《时务报》为了结：
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狂。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生来自江南，以卓如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卓霖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康氏，于广座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5]
章太炎在1897年创刊的《经世报》上连续发表《变法箴言》和《平等论》，主张要躬行变法，“去君臣、绝父子、齐男女”[6]。1898年正月，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与日本联合抵抗欧美强权的主张。此年春天又去武汉，见张之洞。对于章太炎去武汉之事，记载甚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他受当时张之洞的幕友钱恂（钱玄同的兄长）的招募。当时张之洞反对公羊家所提倡的平权思想，先是写作了《劝学篇》，再则办《正学报》来系统驳斥康有为的思想。
张之洞写作《劝学篇》是为了批康有为的“邪说”，此有他自己的日记为证。比较形象的描述来自辜鸿铭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在该文中，辜鸿铭称康有为的变革方案接近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这与张之洞所主张的渐进方案不合，故而在短暂的接触之后，就“舍弃”了康党。在戊戌年间，当康有为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各种变革法令的时候，张之洞所思考的是如何阻止康思想的传播。辜鸿铭说最充分的证据是《劝学篇》。辜鸿铭指出：“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实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抗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7]
相比于当时其他的疆臣，张之洞似乎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思想意识领域，在广州和武昌主政期间，延募了各类人士，形成了在他周围学人的聚集。张之洞并不拒绝新学人士，这从他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欣赏可以看到。[8]也因为如此，许多逐渐惊骇于康有为学说的人，逐渐开始愿意接近张之洞甚至直接投靠。
基于康梁对新学话语的垄断，张之洞表达了他的警惕。比如致信陈宝箴，要他对《湘学报》中的极端言论进行校正，并筹划编辑《正学报》来抵御湖南的舆论风暴。而与康梁有分歧的章太炎就成了招募对象。
张之洞之属意章太炎当是以其“不熹公羊家，有以余语告之者，之洞属余为书驳难”[9]。所谓“正学”者就是要正康有为之“邪说”，并不是张之洞自己有明显的古今意识，在章太炎看来，张之洞的关注点在“怪说”。“余昔在南皮张孝达所，张尝言国学渊微，三百年发明已备，后生但当蒙业，不须更事高深。张本好疏通，不暇精理，又见是时怪说流行，惧求深适以致妄，故有是语。”[10]
但他与张之洞之间的共同点也不多，特别是他的种族革命的思想要比民权和平等更激烈。冯自由的记述虽多有“虚构”的成分，但对章太炎和张之洞之间分歧的描述却是十分传神。“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诳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11]冯自由设计的梁鼎芬与章太炎的问题，看上去是“量身定做”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得出康有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章太炎的确一直认为康有为有“教主”之心，但当教主的难度要大于当皇帝，而皇帝则是人人可当的。
在湖北期间，他并不愿意附和张之洞的幕僚们对康有为的攻击，在1899年发表于《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康氏复书〉识语》一文中，章氏回忆道：“曩在鄂中，时番禺梁鼎芬、吴王任俊、秀水朱克柔皆在幕府，人谓其与余同术，亦未甚分泾渭也。既数子者，或谈许、郑，或述关、洛，正经兴庶，举以自任，聆其言论，洋洋满耳。及叩其指归，脔卷逡巡，卒成乡愿，则始欲割席矣。嗣数子以康氏异同就余评骘，并其大义亦加诋毁。余则抗唇力争，声震廊庑。举室愕眙，谓余变故，而余故未尝变也。及革政难起，而前此自任正学之数公者，乃皆垂头塌翼，丧其所守，非直不能建明高义，并其夙所诵习，若云阳尊阴卑、子当制母者，亦若瞠焉忘之。”[12]在章太炎看来，张之洞幕友的表现是一种“乡愿”，他为康有为所做的辩护，让梁鼎芬等人认为章太炎“变故”，因而也就不会再让他来为《正学报》撰稿了。
在前述冯自由的故事中，章太炎与张之洞算是和平分手，而且还获得了五百两的遣散费。但在刘禺生的记述中，章太炎要狼狈得多，因为他是被“打跑”的。
刘禺生回忆说：“楚学报第一期出版，属太炎撰文，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服，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陈石遗诗话某卷第二段，曾言太炎杖股事，故太炎平生与人争论不决，只言‘叫梁鼎芬来’，太炎乃微笑而已。”[13]刘禺生的回忆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楚学报》当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虽然写过许多仇满文字，但并不在这个时期。虽然章太炎未必是被人打跑的，但肯定也不会是重金礼送的。
离开湖北之后，章太炎又回到上海。先前供职的《时务报》，汪康年与梁启超相争，最后梁离开，汪将《时务报》改名《昌言报》，聘章太炎主持笔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章太炎表示愤慨，撰《祭维新六贤文》，后又写《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认为历史上因变革而所付出的牺牲，可能不会立刻被平反，但必然会在后世获得昭雪。1898年底，因受政变案的影响，章太炎前去台湾避祸，并充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
1898年12月，流亡中的康梁创办《清议报》，由梁启超任主编，继续宣传政治改良，反对慈禧、拥戴光绪。章太炎也不时在《清议报》发表文章，这个时期可能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
1898年底，章太炎曾给康有为去信表示两个意思，一是他与康有为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论事大符”，基本的政治立场有相符的地方；二是希望康有为及其弟子要包容异见，团结一切力量，尤其是与孙中山等人联合，来与慈禧的势力作斗争。[14]
对此，1898年12月27日康有为复信说：
枚叔先生仁兄执事：(https://www.daowen.com)
曩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卫之懿告卓如。倾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只深耶！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15]
章炳麟接到此书后，写了长长一篇识语，连同康有为回信发表于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
余于十一月上旬驰书长素工部，其稿为同人持去，业登报章。数旬以来，屏居枯坐，戚戚寡欢，念夙好之凋零，悲天纲之溃决，疚怀中夜，不能奋飞。昨者晨起，殷忧填膈，忽得工部报书，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
书中称誉，不无过情，然工部非妄有阿借者。至其自述怀抱，卓诡切至，语不缴绕，而入人肝脾，志士诵之，靡不按剑。故录其原稿，登之报章，以备贤哲省览焉。或曰：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所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也，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未尝少异也……学无所谓异同，徒有枉直焉耳。持正如工部，余何暇与论师法之异同乎？阴历十二月朔，支那章炳麟识。[16]
在这封回信中，章太炎强调他与康有为的差别主要在于《春秋左传》和《公羊传》之间的今古文门户之见。但这个时期，章太炎并不完全拒绝“王鲁”和改制革命这些公羊学的最基本义理。针对日本人对于康有为因受恩于光绪，却在光绪蒙难之际逃身自存所谓“道德污点”的攻击，章太炎也在《答学究》一文中做了最为坚决的辩护。
章太炎说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有很多人开始非议康有为，他“固已心怪之”，到台湾之后，有人说康有为泄露了光绪皇帝给他的密诏而导致光绪被囚，以及攻击慈禧太后的行为违背了儒家“忠恕”之道。章太炎说慈禧的阴贼要远超汉代的吕后，无论康有为是否泄露光绪的计划，都难逃被囚的后果：
且夫华士之选懦亦甚矣，彼拘于成俗，而不足以陟皇之赫戏者，横九服而皆是也。是故山崩陵阤，而宴卧者如故，非有驰檄则气何自作？愤何自发？四邻何自动？武蜂精兵何自附？……夫谓康氏者，其当杜门宛舌，以责成亏于上天乎？其抑当哗釦而与天下陈其义也。若夫以讦发宫闱为婞直者，则可谓儓隶之见耳矣。古者绝交必曰无恶声，居其国必曰不非其大夫，此经常之论。执雌免祸之道，非所语于行权之事也。今祸患之端，始于宫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尤可，况数其罪乎？[17]
在此文中章太炎称赞康有为超越世俗的利害计较，发出改革的呼号，是唤醒国民的勇敢之举。他说现在日本或台湾出现的污蔑康有为的言论违背了“绝交不出恶声，居国不议大夫”的古训。中国的祸患之源头在于宫廷内部，而康有为的一系列看上去不合规范的行为只是“行权”而已。
在这个时期，章太炎理论上声援康有为的文字最可注意者为《客帝》，此文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还因为在章太炎确立革命立场之后，首先进行自我否定的就是这篇《客帝》[18]，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与康有为所发生的由政治立场到学术观点的全面对抗。
《客帝》首先说，古代中国有客卿之说，现在的满洲皇帝只是“客帝”，因此，逐满之论，可以熄矣。既然有“客”，那必然就会有几千年不易之主，这就是孔子及其后裔衍圣公。“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王愆期以为仲尼是已。”欧洲的教皇等也曾经作为共主而存在，中国的共主就是“仲尼子世胄”。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得民心，都可以成为帝王，但其地位只是齐桓晋文这样的霸主而已，而只有衍圣公才是两千年不变的“共主”。
有人指出，衍圣公的爵位很低，何以能成为天下之共主？章太炎的回答是孔子之地位并非某一代君王所可废黜，神州之王统存于衍圣公。[19]
很显然，章太炎在“客帝”的论述中接受了公羊学中孔子为素王的思想[20]，也能看出受到康有为对于君主立宪制度中“君主”设想的影响。在康有为的思路中，为了保全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在保有清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而替代性方案是以衍圣公来作为“虚君”，虽然这样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其他少数民族的“认同危机”。康有为的思想中，吸收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尊君立宪的观点，但与日本人所建构的天皇“万世一系”的思路却存在着张力。然在章太炎的“客帝”思路中，则明确接受衍圣公为“共主”的观念，这也与他始终存在的“种族革命”观念相一致[21]。
在此阶段的康章关系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围绕着湖南新政所引发的“翼教派”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攻击。
在戊戌变法前一段时间里，湖南的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在陈宝箴、江标等人的支持下，创办《湘报》和时务学堂等，大力提倡变法，而梁启超主持的时务学堂则在孔教改制的基础上，宣讲民权、平等和公法，这引起了以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的一批人的反对。[22]他们的言论集中在由苏舆编辑的《翼教丛编》中，他们以护卫正统儒家的姿态，对于康梁等人的思想特别是孔教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苏舆在序中说梁启超“其（梁启超）言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而托古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23]。他们对梁启超在长沙讲学时用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和康有为的《长兴学记》逐条进行批驳，主要的攻击点集中在以平等的观念来摧毁礼教等级，用孔子纪年来否定本朝的正统，而以西方宗教的范型来改造儒家传统是“用夷变夏”。叶德辉说：“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康有为之公车上书，诋西人以耶稣纪年为无正统，而其徒众又欲废大清统号，以孔子纪年。无论其言行之不相顾也，即言与言亦不相顾。”[24]
到1898年，康有为得到光绪的赏识，提出了许多变法维新主张，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他的参奏文书也就越发的多，用词也就越发激烈。比如他创办的保国会，就引发了“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非议。陈宝箴虽然曾经促成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和梁启超在湖南讲学等活动，但对康有为试图用西方教会的仪式来改造儒家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只是拾人牙慧而已。他在《请釐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中批评康有为说，《孔子改制考》一书，会导致民权平等学说横行，“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但依然认为康有为是“可用之才，敢言之气”[25]，主张以销毁《孔子改制考》作为处置方案。
不过王先谦对康有为就没那么客气，他给陈宝箴的信中直言康梁之徒有“仇视君上之心”，因此指责陈宝箴保护康有为乃是遗留祸根，其奏折会养虎遗患。“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假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越，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视君上之心，充其伎俩，何所不至。我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谓非厚幸，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厉阶，有伤知人之明。”[26]
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曾廉在奏文中，指出康有为提倡平等的改制主张会危害皇权。他说康有为：
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姑平白诬圣造此为名，其处心积虑，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以欲也。康有为之书，亦咸同后经生著作之体例，前列经史子旧说，而后条附以己意。盖一浅陋迂谬之经生，而出之以诡诞，加之以悖逆，浸假而大其权位，则邪说狂煽，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臣诚不知其置于皇上于何地也。[27]
曾廉说如此狂悖之人，应当斩之以塞邪恶之门，这样天下自安。因为光绪看到这折十分严厉，所以并没有将之呈交慈禧太后。
翼教派对康有为展开的系统攻击，在学术立场上与章太炎存在许多共同点，比如在今古文的差异上，尤其是对于“孔教”，他们有共同的“抵制”。章太炎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容忍”了今文家“素王”观，但对孔教的否定态度是一生不变的。即便如此，章太炎则依然坚持学术上的分歧不能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更何况这个时期，他主张变法，倡导平等。
面对湖南士绅的攻击，章太炎作《翼教丛编书后》来回护康有为。他指出，《翼教丛编》对于康有为将经典判为伪经的批评有些是切中要害的，不过，历史上的疑经由来已久，包括程朱，为什么只攻击康有为而不及其他人呢？尤其是将学术批评和反对政变主张搅和到一起，则是居心叵测的行为。“虽然，诋其说经而并及其行事，此一孔之儒之迂论，犹可说也。乃必大书垂帘逐捕之诏以泄私愤，则吾所不解也。”[28]章太炎把翼教人士对康有为的攻击比拟为明末宦官专权时期对于东林党的陷害。他认为康有为“忠于行事”，是值得尊重的。“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张男女平等。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舐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道者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所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