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铁主义说》之前杨度的国家和民族观
在近代湖南保守派和激进派剧烈冲突的社会环境下，杨度接收的信息是多层面的。一方面，他跟随王闿运学“帝王术”，同时他又受到梁启超所创办的时务学堂及由此引发的巨大争议的影响。他显然更为期待获得新知以理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于是，1902年他东渡日本，在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1903年，他为所创办的杂志《游学译编》筹款而回国，被张之洞推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获得初试第二名。但因为有人向慈禧诬告当时的第一名梁士诒名字中包含有梁启超和康有为（祖诒）的因素，杨度也一并被牵连而除名，故他再度返回日本。
在弘文书院读书期间，受当时所盛行的亚洲团结以抵抗欧洲的思想影响，1902年前后，杨度曾经是一个亚洲主义者，这是深受白种民族的侵略而自然产生的对抗态度。1902年在《支那教育问题》一文中，他对当时清政府的教育顾问、弘文书院的创办人嘉纳治五郎提出：“日本、满洲、支那皆为黄种，皆为同胞，而必相爱相护相提携相联络，以各成其独立，使同列于平等之地，而后可与白人相抗者也。非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而能相保者也。”[4]嘉纳治受当时的种族主义的影响，认为汉族人惯于服从，而满洲人好勇尚武，所以不应该激发革命的意识。而在杨度看来，这样的种族习性说并无根据，现在亚洲的问题是共同对付西方人的侵略。他指出，即使日本以后日益强盛，能与西方的军事强权相抗衡，理想的亚洲格局也应该是：“满洲复能收回东三省主权，支那本部亦得地方独立自治之制，成东亚之奥匈合邦一大帝国，镇抚蒙古、回部、西藏，种族雄厚，藩篱坚固，中日二国者鼎足而立，雄峙于东方，岂特朝鲜、暹罗皆吾兄弟，即中亚细亚及印度等国，亦谁不应联络肘臂，使之振兴，以争雄于世界者！”[5]
很显然，这个时期的杨度对于现代国家的观念还了解不多，很多是出于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抗争，而希望东亚成为一个大的邦联体系。亚洲大联合的想法更多是受日本思想中“亚洲主义”观念的影响[6]，在这篇讨论亚洲的文章中，甚至是把“满洲”和“支那本部”分列的，这与杨度后来的“大中国”的观点严重不符。也可见他1902年初到日本之后，还没有形成他自己成熟的国家观念。
这个时期，杨度也有文章批评中国思想界的两极化倾向。他认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化的思想：一是欧化论，一是国粹论。一般而言，欧化论倾向于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认为要谋富国强兵，非“欧化”别无他途；而强调伦理道德者，则认为中国自有其存在于世界的独特资源，发扬国粹即是强本之举。在杨度看来，当国家还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的时候，如果强调国粹，会导致国民盲目的自尊心。这种心理状态下，人们所保守的并不一定是国粹，而是顽固之心。在万国竞争之世，存顽固之心的国家就难以自存。与国粹主义相对的欧化论者，杨度也不认同，他说在国家积弱的情形下，人民的爱国心并不发达，需要用一种精神来凝聚。如果一国之人只知崇拜他国，即使生活在一国之内，也并不将自己视为该国之国民，那么国家也难以保存。所以理想的状况是“不以偏于欧化之弊至有国而无民，亦不以终于锁攘之弊至有民而无国”[7]。
“有国而无民”“有民而无国”是一种很有深意的比喻。当时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刚刚影响到国人。对于国家的性质、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清晰。中国最早对“现代国家”进行系统介绍的要属梁启超，比如他1901年10月所作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并由此认为，相对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国人需要用“民族主义”来激发爱国之心。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并“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8]。他化用孟子的话来概括当下世界的国家思想就是“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9]。也就是说国家之存亡乃是头等重要的事。梁启超还意识到帝国主义灭人之国，已经不单纯是使用武力，而是利用商业和科技上的优势，来攫取弱小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这个时期，杨度也认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能过于“道德化”地去评判。所以，国家的富强是领导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而从中确立起“国民”的责任意识是国家意识的重要内容。
杨度指出，“国民”一词是对“外族”人而言的。他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要求国家的领导者不仅要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国民”的身份，更需要有“军国民”的意识。在这个基础上，军队要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是对外竞争，而非对内用力。他引用俾斯麦对李鸿章的话说，“以兵自锄其同种而引以为功”，这不值得夸耀。因此，杨度认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学战”和“商战”，军队的作用是保护学战和商战能够顺利进行。[10]这都可以看出梁启超思想对他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杨度认为，许多国家的灭亡，并不是单纯因为外敌的入侵，而是因为内部的财政和教育问题。对于民族国家的特性，杨度有清晰的认识，“夫各国政府，孰不思夺他国国民之利以自利其国民？我国民若以此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至我国政府之甘为人所用，或为人所愚，吾以为皆不必论之。何也？我国民若又一次而咎之，谓其不为国民谋利，而转夺其利以利他国国民，为不足受国民之付托，是则是矣，然而何责之之高也。况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损失其国民之资格，放弃其所谓为国民之天职”[11]。也就是说，既然国家之间之竞争是“公理”，与其抱怨别国的欺凌，不如思考如何为本国的国民寻求福利。
在这篇文章中，杨度有两处提到国家的“原理”，可见他当时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说：“有人民、有土地、有生产而后成国。人民者，所以利用此土地生产以自供奉者也。文明之国，人人习职业，人人谋实利，下之为儿童之实业，上之为农工商各专门之学，程度虽殊，其欲聚一群之人力，以发其天然之美富则其意一也。”[12]所以在民族相争的时代，政府就需要凝聚民心，将民众的力量转化为国家的竞争力，各以其“实利主义”的原则，与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相抗衡，然后才能同享世界之利益，而不至被人侵夺。
他又从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讨论说：“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至成国家而政府立焉。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故各国之政府，无不以国民利益之所在，而为举动之方针。”[13]这说明杨度已经了解国家的“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的差异，即对内是对国民的利益负有责任，对外则要保卫国家主权和国民的权利。
这就引出了梁启超和杨度当时所一致强调的主张，即建立负责任之政府。杨度还认为，要建立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关键在于国民能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国民之负责任的前提是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杨度指出，现在的国家已经进化到军国民社会，之所以以军事立国，是因为经济竞争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推动。所以，军国民国家的最显著特点是“经济战争国”或“经济的军国”。“然欲成一经济的军国，则不可不采世界各军国之制度，而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变吾放任政府为责任政府。”[14]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思考，杨度对于“国家”“政府”和“民族”问题有了更为系统的思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由此确立了他对于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