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傅斯年：被放弃的“国学”“国故”
傅斯年和顾颉刚，均曾经有一段崇拜章太炎的过程，后又追随胡适。他们是胡适之后，对于中国学术规范的影响很大的人物。顾颉刚以“古史辨”运动方式，以提倡纯粹的历史研究为理由，来剥离历史叙述中的价值构成和文化象征。顾颉刚说他继承了疑古派的传统，敢于怀疑，然后又得到了胡适所带回来的西洋历史的方法，这样他便“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与他人的攻击。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有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20]。
顾颉刚在毛子水的劝说下，去听章太炎的讲座。章太炎属于古文经学派，在学术层面上看，比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更重材料和证据，因而更接近现代学术的面貌。但在听课的时候，他听到的则是章太炎以经学之门户批评康有为。所以顾颉刚不断问自己四个问题：（1）何者为学；（2）何以当有学；（3）何以有今日之学；（4）今日之学当如何？思考之后，顾颉刚得出的结论是：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有用没用。1923年1月，他写了《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一文，进一步强调了学术研究中客观中立的立场。他说，以前对于传统文化有一种宗教式的态度，“现在我们就不然了。我们是立在家派之外，用平等的眼光去整理各家派或向来不入家派的思想学术。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现在应该走的路，自我现时代只是我们，无须向国故中讨教诲，所以要整理国故之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或是研究学问的人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并不是向古人去学本领”[21]。因此，顾颉刚虽然肯定整理国故来自章太炎，但奠定其学术基本倾向的则是因为受胡适的影响。
顾颉刚等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的转变，有人认为是“革命性”的：“大概在1920年至1930年，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反省，他们对史料的态度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些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他们的文字分散各处，如果稍加比辑，可以发现一个认识论上的改变。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权威已经几乎倒塌了，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史料了——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同时也提倡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22]在这些人中，态度最为激烈的是傅斯年。
可能是夹杂着在北大期间与章门弟子之间的个人恩怨，傅斯年用激烈的言辞来反对章太炎及其学派，放弃了胡适等人对章太炎的适当的尊敬，利用对章太炎的攻击，来彻底“清算”章门师徒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影响。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换汤不换药，无论是国学还是国故，这种词汇的变迁并不能改变其非学术的实质。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这就是说所有与“国”相关的学科都不是纯粹的学术的研究。“整理国故”这四个字就是由傅斯年提出而被胡适推广的，在傅看来，整理有两种方式，客观的整理和崇敬的整理。他所主张的当然是客观的整理，只是将国故看作一些科学研究的材料而已，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意义。
他对于章门学术的攻击集中在1928年他所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这个文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首先他放弃了国学之名而代之以“历史语言”这样的中性词汇，其次是这样的学术建制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影响。比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至今仍采用“史语所”这样的建制。
由章门弟子向胡适派的权势转移，这是一个现代学术转向的必然过程，其中夹杂着复杂的人事和情感的矛盾。也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傅斯年等人即使在完全取得学术权势之后，对于章太炎的攻击依然不绝。他甚至认为即使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也比章太炎要现代，而受章太炎影响的一些人“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征，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新的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南西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年了”[23]。
傅斯年开始筹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要把历史和语言从传统的学术谱系中“解放”出来，因此，即使连“国故”这个概念也成为他攻击的目标。认为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必须将“国故”的概念也抛弃。“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研究。……原来‘国学’‘中国学’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利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且这名词不通达，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之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差异之表显。”[24]
傅斯年明确地说，只有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如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才是他们的“同志”，而那些把仁义礼智和主观价值与历史语言混杂的，则非是。明确地要划分彼此之间的界限。如此，“国”上所可能附着的情感和价值因素，都是非科学的遗迹，国学与科学之争的核心是价值和精神之争。
从上述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国学”或“国故”的概念在不断地变化，而其实质是在于“国”的意象在不断地转移。章太炎提出国故，是对国粹反思的结果，他也试图从西方的学术分类中将中国思想传统做分类式的讨论。但是他依然是要通过“国学”的研究激发爱国精神，确定中国认同。而北大国学门的工作目标已经将对“国性”的认同改为“为国争光”，不过为国争光的方式却不再是要从传统经典里找到中国性，而要通过研究成果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而争取光荣。他们更多地要从民间歌谣和习俗中寻找“中国的精神”，要与经典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学术的规范来说，则是试图从传统的经学中解放出来。
而到傅斯年，“国学”之国，只是因为地域的关系，他坚决反对国学所附加的价值和道德的因素，要以一种完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恰好存在”于中国的这些文献和素材。
从近代学者对于“国”的态度的转变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既是学术自身发展不断接受西方规范的过程，也是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之间权势和感情纠葛的价值转向的历程。
【注释】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2]邓实：《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转引自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81页。
[3]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77页。
[4]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8页。
[5]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8页。
[6]本文的一些观点受到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二书的启示，唯陈平原先生注重章胡之间的共同之点，我则以章太炎、胡适和傅斯年为不同代际的标志人物。(https://www.daowen.com)
[7]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87页。
[8]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25页。
[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1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全集》第2卷，第302页。
[11]顾颉刚的一段话可以作为胡适看法的注脚，他描述了自己逐渐对章太炎失去爱敬之心的过程。顾认为章太炎虽然自称“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载顾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3页）
[1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全集》第1卷，第691—700页。
[13]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全集》第2卷，第7页。
[14]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载《胡适全集》第3卷，第147页。
[1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全集》第2卷，第7页。
[16]沈兼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告》，载《段砚斋杂文》，汇文阁书店1947年版，第1—5页。
[17]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全集》第2卷，第17页。
[18]章太炎：《〈制言〉发刊宣言》，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504页。
[19]钱玄同：《致周作人》，载《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20]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载顾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493页。
[21]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第206页。
[22]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348页。
[2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2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