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革命者：后五四时期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文化观的变迁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夹杂着共产国际对于两党事务的干预[16]。共产国际是指导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但主要由苏联提供经济保障，这决定了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要服务于苏联的国际布局。国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策略导致了国共两党对共产国际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让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国民党内部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认为共产国际在给中国革命做出决策的时候，存在着“机会主义”的倾向。[17]
国民党内部的不同势力对“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意见不一。在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孙中山交谈之后，1922年共产国际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过，双方的党史作者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有不同的描述[18]，而且各自的动机也不尽一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质上这里讲的是一种策略手段，旨在通过国民党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组织渗透，并从国民党那里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固的共产党集团，实际上也就是分裂国民党，由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19]。但这个目标，国民党方面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作为获得苏联支持的前提，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就孙中山而言，“容纳共产党”有从实践层面的考虑。他想借鉴苏联政党建设和党领导军队的成功经验，“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20]。在革命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孙中山有改组国民党的想法[21]，但一直没有找到走向成功的途径。“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22]孙中山对于中国人缺乏凝聚力和组织性的“特性”痛心疾首，苏联的经验让他看到了成功的可能性。
不过，孙中山对苏联的经验也并非毫无保留，实质上他对于苏联的经济政策并不认同。他试图用他的民生主义来解释共产主义，坚信他的“民生主义”有更大的包容性。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3]，“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24]。在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中，继续强调三民主义是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是制度之纲领。强调在一定时期内依然要保护私人拥有和使用土地。他也不赞成城市工人阶级推行暴力革命的做法。尽管有这些分歧，但基于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更有实力这一判断，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同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25]。决定支持国民党，并做出了要求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26]
共产国际对于国民党的支持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附加条件，即要将其中的一部分经费用于宣传苏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这与三民主义就构成了直接的冲突。也就是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三民主义。按陈独秀的回忆，孙中山屡次跟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27]的确，孙中山多次说，如果陈独秀以及《向导》杂志在批评中支持另一个政党，他就要开除陈独秀。[28]
后来鲍罗廷的到来加快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步伐。表面上国民党对苏俄经验的宣传有了制度性的设计，比如创办杂志等；对于国民党内部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人士进行耐心说服。而在事实上，孙中山并没有放弃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比如在农民问题上，反对激化农村阶级斗争，并在一大期间进行三民主义的系列讲解。[29]国民党一大召开意味着国民党容共政策的落实，不过对于革命的认识上的差异使这种合作是十分脆弱和充满不确定性的。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国民党更侧重于接受苏联在军队和社会组织方面的指导，而并不接受共产主义的理论。于是，当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组织和军队系统内试图发挥“独立”的政治主张和组织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对于如何对待共产党的存在便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1924年8月30日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国民党右派就主张将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而中派人士虽然持温和立场，但要求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组织能够在国民党的制约下活动。在会议上，孙中山认为既然共产党接受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容纳共产党，并将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冯自由开除出国民党。(https://www.daowen.com)
但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化解国民党内部对中国共产党的猜忌和排斥的态度。国民党右翼抱怨国共合作的结果是共产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强势。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以一个独立的组织存在，这是国民党内部拒斥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如何将中国共产党“挤出去”是志在成为新的领袖的蒋介石处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蒋介石排挤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做法可谓是一石二鸟，既可以打击国民党左翼对他在党内地位的掣肘，又可以排除共产党力量对国民党的分化。所以他要借助北伐而不断地强化其势力。1926年4月3日，蒋介石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提出“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计虑，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于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态度及行动”[30]。并威胁说要有动员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党者，立刻加以严厉处置。《整理党务案》通过之后，蒋介石还说：“在局外人看来，有许多与先总理在日主张不同的地方，不过时代与事实逼到我们的头上，使我们不能不提出此案。”并说，如果孙中山在世，也会同意这个提案。[31]
《整理党务案》之后，共产党被迫离开国民党的高层机关，不得不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基层民众中去。国共之间的矛盾纷争其核心还在于不同的党派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理解上，而共产党在加入了国民党之后又不可能放弃其独立性，甚至在舆论宣传上占据一定的话语优势。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比如有一个党员，对于共产分子加以规劝或批评，便有人说他是反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话，也不可轻易加在别人身上。”[32]由此可见，在当时共产党被认为是代表“革命”乃至“正确”的方向。
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越发明显。这在客观上有把他们的组织方式由对孙中山的“魅力”式的崇拜转变为官僚式控制的需要。因此，党的纪律开始被强调：“总理在时，总理之人格为一切主义、政纲、策略之保障；总理既没，则保障总理之一切遗教者，惟有本党之纪律。”[33]国民党的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在蒋介石方面，他致力于使建立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如何保持其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在实际的政治和军事运作中获得其内在的凝聚力，必然会将“反共”“分共”提到日程上来，1927年，以大屠杀为手段的“清党”[34]成为从组织上消灭共产党的重要步骤。
掌控政权的国民党在思想上的控制也逐渐加强。首先是加强对新闻出版的控制。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政府先后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强化控制的法规条例，如《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出版条例原则》和《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1929年8月）、《日报登记办法》（1929年9月）、《出版法》（1930年3月）、《出版法施行细则》（1930年5月）、《修正指导党报条例》（1930年3月）、《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年11月）、《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1933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取缔各地不良小报致各省（市）党部训令》（1933年10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1934年8月），等等。“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所拟《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有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了总数的65.8%。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几乎被尽数囊括其中。”[35]
国民党加强对与共产党有关的宣传材料的控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转向的背叛。如前所述，孙中山在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虽然强调了民生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但也认为其在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国民党自身的价值凝聚力建设而言，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模糊化和混同化对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统一并不是十分有利的，甚至造成了国民党内对三民主义理念的不坚定。因此，如何重新整合三民主义的理论资源，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意识的传播，已经成为国民党首要而迫切的任务，而对三民主义做出重新解读的戴季陶就是国民党理论重建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