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能享受“自由”吗

虽然如此，严复并非对“民智”抱有完全的信心，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民智未开，这不免于外侮。民智既开，旧的秩序被打破，国家会陷入混乱，因此，所急者是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但使人人留意于种之强弱，国之存亡，将不久其智力自进，而有以维其国于泰山之安。”^[38]这是说，爱国心可以推动民智的开发。

对于严复而言，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独立和强盛，自由是很重要的基础，不过，严复一直未将自由看作社会变革的首要任务。究其原因还在于自由理论的创立者本人也认为自由只是“文明人”所能享用的，而野蛮人和被战胜的国度，是谈不上民主和自由的。

在密尔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的开篇，我们能看到他对于自由的“限定”，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其中涉及其他人的那一部分，才有义务服务社会。至于仅于他本人有关的那一部分，他的独立性是他的绝对权力。个人对于他自己，他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马上指出，这个原则只适用于各项能力已经成熟的人类，至于那些其种族可以被视为处在未成年期的落后社会状态，他们可以不予考虑。^[39]这段话，在严复的翻译中是如此表述的：自繇，是针对及格的成人所设的，未成年的人，不得以自繇论。自繇是文明社会的专利。“若夫浑沌狉榛之民，其一群无及格者，虽以为皆幼稚可也。夫人群进化，本其自力最难。故当此时，而有亶聪明之元后，则出其化民之具，以鼓进之是固不可以前理论。何则？其心固出于至仁，而文明之幸福至难致也。故待野蛮之众，舍专制之治，且无可施，而辨所为之合义与否者，必从其后效而观之。”^[40]人民的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

很显然，这段话对严复有很深的刺激，作为一个社会竞争中处于失败地位的中国人，在面临保种处境的时候，他意识到中国人在“文明世界”中的形象。严复也知道，自由必须由自己争取，而不是战胜国所能强给的。因此，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和自强，自由便只能成为屠龙之术，而难以真正实现。(https://www.daowen.com)

后来他在翻译《法意》的时候，看到了同样意思的一段话，使他感觉“惊心动魄”。在孟德斯鸠看来“所胜之民”根本无民主和自由可言。孟德斯鸠说，只有首善之区的人，才能实施三权分立的制度，而那些被战胜的地区，则不能“独具文武行政所宜有之权，实且并其议制之权，说不宜有者而亦具之”。

据此，严复认识到“虽有至仁之国，必不能为所胜亡国之民立仁制也。夫制之所以仁者，必其民自为之。使其民而不自为，徒待他人之仁我，不必蕲之而不可得也。……（权）在我者，自由之民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必在我，无在彼，此之谓民权。彼所胜者，尚安得有权也哉？”^[41]这里严复陷入了近代中国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一个悖论：西方的强盛是因为自由，而中国的自由又必须以强盛为前提。

出于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强权国家对外的殖民政策，严复深感自由和强权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德国强占胶州湾且受到《泰晤士报》“肯定”这样的事件中，严复批评了这种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所谓自由，认为这是对公理和公道的最大破坏。“故强权之世，无自由之人，其所谓自由者，特纵奴耳，无所谓天直也，无所谓国法也。天直、国法者，神明道德之事也，公理之事也；而强权所资，气力而已，认强权为天发为国法者，天下安得有自由之人类乎？”^[42]严复认识到自由不仅仅是国内的政治秩序，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格局中，难以实现真正的自由。这让严复选择了权威主义，认为这才是国家富强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