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民权”与“巩固国权”
梁启超在1899年10月就写过一篇《国权与民权》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国家之所以任人宰割，是因为国民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权，因此，要保护国权，关键在于国民要有责任心。“民之无权，国之无权，其罪皆在国民之放弃耳。”[20]后来在接受了伯伦知理的有机国家论思想之后，他认为将国家等同于君主一家之私产，是悖谬不通的。但若是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所论，认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亦不尽准确。他指出，国家有两大目标，其一是国家本身的利益，即国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其独特的价值；其二是构成国家的国民的利益。这说明他逐渐放弃了卢梭式个体至上论，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强大的国家对于保护国民利益的重要性。[21]
虽然，我们很难从文字材料找到杨度接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线索，也未有杨度接受日本学者观点的相关研究，但从《金铁主义说》对于国家和国民关系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到杨度与梁启超思想的共同点。[22]
杨度认为传统中国人并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因此，“中国”之名称，并非纯粹的“国名”，而是一种“王者无外”的存在，即使是存在着夷夏之别，但亦只是一个文明体的不同圈层而已。[23]所以杨度说：“中国之名称，不能求一国名与之对待，即有之非终为其并吞之领土，即其臣服朝贡之属国，亦决无与之颉颃者。故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也。”[24]既然没有国家的概念，那也无所谓“世界观”，因为“世界”和“中国”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称呼而已。
没有现代国家观念，也就无所谓“国民”权利，所有人只是皇帝的臣民而已。既然中国要由专制国家演化到军国民社会，也要从内外两个维度双管齐下：对内为“扩张民权”，对外是“巩固国权”。
杨度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一个国家财产权的保障程度和该国的经济发展成正比，比如英国之民权最发达稳固，其经济力也最强。俄国无民权，经济力薄弱，但其至少还有地方自治。而中国则是既无民权，又无地方自治，其经济力最弱。
为何民权不彰会遏制经济增长，是因为专制政府没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意愿，即使嘴上说要保护，也是虚伪欺人之论而已。杨度举例说，清政府曾许诺不加赋，但实际上不断以各种名目推出苛捐杂税。而缺乏个人自由权利的国民，亦没有哪种政治机制来抵制源于政治权力的盘剥。(https://www.daowen.com)
与扩张民权相关的是巩固国权。国权是对国际而言。清政府没有为民谋利的想法，故谓对于外国之不合理要求，不知拒绝。这样说来，“今日之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25]。国权之散落是因为政府缺乏为民谋利的思想，那么只有扩张民权才能巩固国权。
民权就是国民所具有的个人自由和私有产物不受侵夺。在这里杨度辨析了当时中国人对于“自由”的种种误解。具体地说，他将传统中国人所理解的由自己做主的自由，称之为“哲理上的自由”。比如，中国人在专制政府下，似乎享有更多的自由，许多在自由国度里被法律禁止的事，在中国则可以安然行之。他说：“中国不然，社会上人与人之相接，有时施者可以任意恣睢，而受者无如之何，在外国为不法之行为，而在中国则安然行之，而无所于惧。即以民权而论，各国有为政府所理之事，而在中国则政府除苛取租税以外，固一切不理也。人民自理之，政府亦不禁；人民不自理，政府亦不劝。若是者谓之不自由人民可乎？……虽然如是类者，可以谓之哲理上之自由，而不可以谓之政治上之自由。”[26]
杨度认为要建立一种有责任的政府，也就是政府通过制定合宜的法律，保护人民的财产和其他权益，所以，他反对无政府主义，认为要去掉恶政府代之以良政府，要去掉哲理上的自由，而代之以政治上的自由。正是因为政府没有担负起保持社会公平的责任，所以弱肉强食，人人之生命财产不得安全。因此政治自由，虽然自由的范围较窄，但能平等。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不是哲理上的自由。
杨度所谓政治上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夫言政治上之所谓自由，实即所谓自治也。何以言之？人民之有政治上自由者，则必能以人民之自由意志组织政府，编撰法律，以保护各个人之生命财产，而政府即以此法律，而实行于人民之间。在形式上虽若政府为治者，而人民为被治者，然政府者人民之所立，法律者人民之所定，政府乃以此而治人民，斯与人民自治何异焉？”[27]杨度这个证明很有辩证意味。在他看来，若政府是按照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那么国家与人民之间就实现了“一体”，这样让政府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也就相当于“人民自治”。
杨度引用严复的观念，认为国家之形成虽是天演之必然，然而有的国家则可能是因为外力的压迫，比如日本。所以，内外兼修是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须具备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兼具“文明”和“野蛮”双重属性的，中国要力求“文明”，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文明”的世界。但也不能不“野蛮”，否则难以在这个“野蛮”的世界自存。那么内外应如何呢？杨度认为，就分量而言，对内与对外，不能有轻重，但就次第而言，则有先后。“以分量言，强国不能轻于富民，军事立国不能轻于工商立国，巩固国权不能轻于扩张民权，有责任政府不能轻于有自由人民。以次第言，则非富民何由强国，非工商立国何取军事立国，非扩张民权何由巩固国权，非有自由人民，何由有责任政府。”[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