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儒家道统的继承者
戴季陶重新诠释三民主义的着力点是通过强调孙中山三民主义源于儒家观念这一点[48]，来否定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他认为国民党要立足于中国，就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社会主义。这样就由同盟会时期的种族化的民族主义转向了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
戴季陶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拓展型的，这与他本人的文化观有关。他主张不同文化之间不应该迷信新旧，而应辨别是非；不应固守过去，也不能盲目迷信西方。据此，戴季陶提出，三民主义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在现代社会的一个延续。“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我们就这段话，就看得出先生的抱负，同时也可以认得清楚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脚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造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49]将孙中山视为儒家道统的延续，虽然看上去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目标相违背，但若是要从文化民族主义而言，道统的传承意味着文化之正脉。
由此，戴季陶认为不应以是否尊崇孔子来分辨革命与反革命，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一种反拨。他将近代以来片面排斥中国文化固有价值的倾向视为“中国国民自信力”消失的标志。在这样的倾向下，似乎学习西方是革命的，而继承传统就是反革命。他说：“于是在思想上面，革命与反革命的分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这是我所认为很痛心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是中国，如果中国的一切，真是毫无价值；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中国的民族，也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那么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就算完了，还要做什么革命呢？”[50]戴季陶认为孙中山思想里面包含了“能作”和“所作”两方面。所谓“能作”，就是肯定中国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组织国家和社会的能力。而所作则是吸收欧洲的文化来建设中国，并使中国能够后来居上，也因为如此，“中山先生所以成为孔子以后第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圣”[51]。
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中，戴季陶对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军人精神教育》《三民主义》和《实业计划》这五部著作的内容做了梳理，认为孙中山先生既具有博爱主义、大同主义，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在思想上坚信中国古代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全世界文明史上最有价值的精神结晶，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大同主义的基础。“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应该为世界大同而尽力，而达到目的的方法，第一步就是要恢复中国民族固有之道德文化，因为这一个道德的文化，是人类同胞精神的产物。要把这一个道德文化的精神恢复起来，以之救国，并且把它当作统一全世界的基础，才是完成了中国人在全人类中的使命。”[52]在这里，戴季陶的思想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新儒家思潮的价值观有一致之处：即承认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并不认可其在价值观上的终极性，认为儒家价值具有纠正西方现代性的意义，从而使中国文化具备未来性。(https://www.daowen.com)
戴季陶通过儒家的仁爱观来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他说，通过“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这一三民主义的内核，“我们更看得出一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和由资本主义发展开来的帝国主义，与为资本主义基础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对于欧洲纯粹以物质问题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也从人类生存的出发点去纠正他的错误，而付与社会革命以民生哲学的伦理性，完成‘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的目的”[53]。
他还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传统的道德条目相结合，认为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在儒家的道德理想之上的。他用智、仁、勇来与三民主义相配，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从孔子之思想基础递嬗而出的。“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所以行之者三：智也，仁也，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诚也。诚也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54]换言之，诚之为物，即民族精神之原动力也。对于全世界人类共同欲求之理想与实现，一以贯之，以诚之一字为基础，而成民族的哲学。戴季陶甚至说，不能爱大多数受苦的平民，就是不仁，不仁就是反革命。
孙中山在讲民族主义的时候，的确提到要恢复民族的道德，并对儒家的忠孝等伦理观念做出新的解释，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新的价值核心。而戴季陶则进一步指出三民主义能带来国民道德素质的提升。1927年12月，他在给自己所著的《青年之路》写的序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从道德的意义上，就是天下为公，就私人行为上，则是勤。节制资本，从道德上讲就是要节制人的欲望，这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更提倡社会责任的基础。[55]他从民生主义的批判性维度出发，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