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和章太炎对于“中华民族”的争论
章太炎和杨度之间争论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民族主义”是否正当的问题。
前文已述，杨度接受了严复所译的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认为中国处于由宗法制度向军国民制度发展的阶段。甄克思认为民族主义是“宗法社会”阶段的思想观念，不适合近世的国家社会，如果近世国家采用民族主义的手段，一般也是用“国家主义”，而民族主义只是手段。比如俾斯麦的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都采用民族主义的观念，但他们所用之民族主义并非种族意义上的“血统民族”，而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文化民族”。由此，杨度对革命派的批判，以“民族主义”为其中最重要的标靶之一。
杨度说，民主立宪党之民族主义论说，其实既有以血统民族说来排满的，也有以文化立论来排满的。从革命派将未来的国家名称定为“中华民国”而言，他们所持者，实为“文化的民族主义”。
由此，他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展开思考。“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固有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93]杨度还引用公羊学中“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原则，认为古代中国的夷夏之别，也不是基于血统，而是以礼教为标准，来判别文明之高低而言。且又经过几千年之混杂，所以，“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94]。“华”者“花”也，以“花”为名，只是为了形容文化之美而已。以此而言，“今日之中华民族，则全国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其余满、汉人等，殆皆同一民族”[95]。
杨度说，革命派中有一些人有排满的主张，但因为是排满族之君主，而非满族之人民，所以，可以知道他们采用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手段，来达到民主主义的目的。这种说法一方面是要对革命派的排满主张进行“分化”，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中华民族”概念的解释，摈弃以单一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激进主张，而确定多元民族一体的建国方案。
按照黄兴涛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溯源，“中华”一词历史悠久，而民族一词则是晚清才开始使用，将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称“中华民族”是1902年的事。稍早还有“中国民族”的说法，最初使用“中华民族”主要是指汉族，到后来才用来指称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所有族群。[96]
在现在可以追溯的文献中，最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4月，他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使用了“中华民族”的称呼。1905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他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黄兴涛说梁启超这个时期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时候，虽然主要还是指称汉族，但他总结了以往民族形成的特色，并意味着将来的中华民族是“大民族共同体”[97]。
的确，以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在处理晚清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上，梁启超和杨度等人有许多共同的倾向。比如，他们都从文化和历史的结合，认为中国的民族，是由汉族和满、蒙、回、藏诸族一起构成的“国民”，而中国的国土除了所谓的本土“十八省”之外，还包括了东北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所有领土的总和，而且国际上所有国家，亦是承认这些区域为中国的领土的。梁启超和杨度之反对“种族主义”是共同的，在梁启超看来，固然有一种民族国家的理论强调“单一民族”组成国家，比如日本，但一个好的政治家，不应该将一直在这个国土上生活的不同民族的人排斥出去，而是应该以民族融合为其政治纲领，“断无挑之使互相排之理”[98]。汉族人中的排满主张和满族人种的排汉论，都是出于“私利”而误“大局”。“民族的国家主义”，容易导致中国各民族的互相对抗，最终走向分裂，并难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制。
梁启超说，世界上亦有通过民族主义而致国家富强者，比如德国和意大利，但他们是利用“民族主义”将国土内的不同族群凝聚在一起，而非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是要把一个大国分裂为许多小国。所以，应该确立“国民”概念而不强调“民族”观念。“若吾党之持国家主义者则异是。‘民族’二字，在政治上不成问题，能支配者惟有国家，所支配者则为国民，而所谓某族支配某族、某族支配于某族之说，皆谓之不词。”[99]也就是说，不能认可某一民族对他民族的支配性地位，主张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这个平等的前提是他们皆为“国民”之一分子。这也与章太炎主张主体民族的观念有很大分歧。
杨度则看到了，革命派所持的民主立宪方案，在民族问题的立场上其实有所游移，他分别从两个方面来“替民主立宪立策”。
他假设道，若是从民族主义立国，只能采取压制和分立两策，但这两种方案都难以真正实现建国的目的。他说，中国的地域和种族的情况“非各种人杂居一地，而为各种人分居各地故也”[100]。这样的格局下，如果蒙、回、藏也接受民族建国的思想，那么他们就会脱离中国而谋自立。对此，中央政府所能采取的策略，一是压制，即通过武力来反对分裂；二是分立，即让这些区域建立自治性的国家。但是，这两条都行不通。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则无以行压制的策略，而分立则可能会落入殖民主义者分而食之的策略中，即列强将这些分立的自治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如俄国对于外蒙、英国对于西藏等。
杨度自己的建国策可以称之为“民族联合策”，对于满、蒙、回、藏既不排斥，也不压制，而是与他们联合成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可以称之为“联合策”。“联合策”并非完美无缺，最大困境是蒙、回、藏这三个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占何种位置。
杨度认为联合建国，必然要采取统一的语言，而蒙、回、藏他们还处于宗法社会阶段，民族观念强烈，让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至为困难。革命派允诺革命成功之后会给予这些民族以一定数量议员的资格，但杨度说，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为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放弃在新国家里的政治权利。这就会造成一种悖谬。若是在设立议会之后，允许蒙、回、藏使用自己的语言，那么等于实质上的分裂。若是必用中国语言，那么等于还没开国会，他们就会产生分裂之心。
若是否定种族革命立场，而采取各民族的联合立国策略。这策略所产生的问题主要在议政环节，亦即议政所用文字如果统一到汉字，那么依然处于民族主义的各民族断然不会接受，如果几种文字并用，那么“不仅为讨议国事之害，亦且有动摇国本之忧，决不可也”[101]。
杨度认为，蒙、回、藏历史上与中国其他民族之间分分合合，但最近一次，则是在清朝时候，依赖清朝的武力而黏合的。因此他们对清朝皇帝依然具有尊敬之心，这样，君主立宪相比于民主立宪，可能更有助于保护国家的统一。他指出：“欲保全领土，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102]
而章太炎的民族观念相当复杂[103]。作为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一直持种族革命的主张。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出：“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溷淆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104]认为当时的世界已经属于民族主义的时代，种族之间的界线应该辨别。此外，对于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时提出的“民族主义”不能实现强国保种的目标，章太炎批驳说：“严氏皮傅其说，以民族主义与宗法社会比而同之。今之政客，疾首于神州之光复，则谓排满者亦宗法社会之事，于是非固无取，于利害则断其无幸。”[105]章太炎一方面认为甄克思并没有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宗法社会，此是严复的误读，更认为种族革命是符合世界各国建国的理念，亦是中国恢复主权的唯一途径。
而在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发表之后，章太炎作《中华民国解》，系统提出了他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并对杨度关于民族问题的核心观念进行了批驳。
章太炎说，名国土为“华”是因为最初的人们活动区域与华山有关，而以“夏”和“汉”作为族名则是因为河流的名称。因此“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06]。因此，章太炎认为杨度称“华”的原字为“花”，是形容文化之美的说法，有三个值得商量之处。其一，华的确有华美的含义，但考察文义，则要从最初的含义出发，“华”的本义是山名。况且即使是分享同一种文化，也不能就此认定他们是同一种族。其二，杨度依据《春秋》公羊学的夷夏观念来曲解历史，这种理解源自刘逢禄等人，他们这些人因为世代在清朝做官，所以失去了民族气节。章太炎认为《春秋》中“有贬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进夷狄以同诸夏者”[107]。反对康有为和杨度所提出的满族已经汉化的主张。其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108]。章太炎说，杨度的民族观念主观臆测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由无数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但实质上，所有的民族的融合都有主体民族的存在，即以一种优势的文化，不断融合其他民族而成。若两个民族势力相当，则无从融合。章太炎十分重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主权”问题，也就是说，既然在清朝，满族并非在汉族统治下的同化，而是基于他们对于汉族的欺凌，因此，在主权未恢复之前，不能认为存在着民族的融合。这个先后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杨度和章太炎还就各民族的“国民程度”问题进行了争论。在杨度看来，国民程度即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政治能力和对国家的责任心的程度，这四者尤以国民之责任心的建立为最难。而责任心建立的前提是建立起现代国家，若只是宗法社会或更早的社会阶段，当中并无国民，社会成员只需要对君主个人负责就可以。但随之的问题是，当国家内部有多个民族存在的时候，不同民族的“国民程度”并不一致，应该如何对待呢？杨度分析了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特性与在不同阶段纳入版图的过程。其实杨度真正要讨论的是满族的问题，因为这也是革命派民族革命的关键点。
杨度认为清朝的国家性质并非一个满族的国家，而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而已，所谓的“亡国”并不存在。他说，革命派所主张的“光复”，“中国国家未亡，无可光复……夫国家之元素有三：一土地，二人民，三统治权。三者缺一则国亡，否则其国无自而亡”[109]。君主并不能代表国家，一个新的朝代取代一个旧的朝代，只是更换了君主，这个国家并没有灭亡。杨度也与康梁一样，经常引用欧洲国家迎立外国人为君主的例子，说明国家主体的存亡与君主的更替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110]“故今国家仍为中国国家而非满洲国家。今国家既为中国国家而非满洲国家，则今政府自亦仍为中国政府，而非满洲政府。盖中国不能无政府而有国家，满洲又不能无国家而有政府也。惟其满洲非国，所以中国不亡。”[111]那种将朱家明朝灭亡视为国家灭亡的说法，是囿于儒家君臣大义，并将之与奇异的种族主义结合，便是排满说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杨度看来，满族人已经进化于宗法社会，但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国家观念，那种将君主等同于国家的看法是儒家之君主国家说，而非种族国家说。但入关之后，满族人将自己退化为不耕不稼之人群，反而造成种族竞争力的衰退。所以，杨度认为满族人应该融汇于汉族之中，放弃其入关之后抑制汉人的失败政策。同样汉族人也应该放弃民族主义。
满族人之所以要坚持民族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保持政治上的特权，另一方面则主要在于要保持他们因政治特权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但基于政治特权所带来的经济优势，恰因为不事劳作而成为他们在新的国家中失去生计自由的缘故。因此，杨度指出，面对社会改革汉族人和满族人有不同的诉求，汉族人所寻求的是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满族所担忧的则是生计自由的问题。
在五个主要的族群中，杨度认为汉族的国民程度最高，但尚有家族主义的思想存于脑中，使其难以发展出完全的国家观念，从而虽有经济、军事和文化能力，但国家责任意识不强。这是因为“西洋家族制度，破于封建制度之先，殆封建破，而个人之发达毫无阻碍，故突起直进而出于我之先。中国封建制度破于家族制度之先，今家族制度犹未破，故社会上仅有家长与家人二级，而无完全之国民”[112]。
或许是对于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模式的照搬，因此，杨度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侧重于批判家族主义的影响。在关于晚清法律改革的争论中，杨度也从否定家族主义，肯定国家意识的角度，认为礼教作为家族制度的对应物，应该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被清除出去。他认为，民族同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固然要设学校和行政管理机构来推进，但法律等则暂时要照应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样二十年以后，庶几可以达成。
但是这个“醇化”的主体应该是汉族，这是当时持历史民族主义立场的章太炎所坚持的。他批评杨度的语言统一观点说：“彼为金铁主义说者曰，蒙、回、藏人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者，必以通中国语为惟一条件。夫能通中国语者，则已稍稍醇化矣，然于中国社会之形态能知其一二耶？情伪不知，利病不审，坐而论道则勿能，纵令随众予夺，亦如投钩何异。”[113]在章太炎看来，这些少数民族的选民即使了解了中国语，但对中国内地的情况并不了解，让他们来投票决定议案，这也太随意了。至于杨度所提出的设立“代议士”的主张，也与追求平等毫无关系。所以“专以言语同化者，必不足以参通国之政也”[114]。若设立议士，只是处理各民族地区的内部事务，可能还可以发挥作用。
满族人的汉语水平得到杨度的肯定，但在章太炎看来，因为满族人长期处于不事劳作的地位，对于民生并不了解，需要等革命成功之后，剥夺他们的特权，退就农耕生产，才有资格参与中国之政治。“金铁主义论者一与仅知语言之满洲人，再与仅知语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症结非难破也。”[115]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五族共和成为处理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策略，略显吊诡的是，虽然革命派所推动的排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新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所延续的则是改良派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观念。
在杨度进入体制性的宪政编查馆之后，章太炎则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民报》，转而更多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回顾这个时期，杨度与梁启超和章太炎之间关于国家、民族和政治体制问题的讨论，对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注释】
[1]李细珠：《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2]关于“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的说法，一个记录来自当时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载泽问日本人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指出各国立宪有两种类型：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中国数千年是君主国，所以适合参照日本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主权集中于君主，有类于日本宪法对天皇权力的规定。（见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9页）所以对清政府而言，他们之所以接受预备立宪有一个预设，即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
[3]杨度：《与孙中山的谈话》，载《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4]杨度：《支那教育问题》，载《杨度集》一，第64页。
[5]杨度：《支那教育问题》，载《杨度集》一，第64页。
[6]“亚洲主义与欧洲对亚洲的侵略相关联，那它根本上必然包含着与欧洲相对抗这样一种思想的‘对立’构造，且其中一极应该与亚洲地缘、文化的同质性联动。为了避免被侵略和灭亡，亚洲必须引进欧洲的先进性（富强），即亚洲一方必须在与欧洲形成地理和空间性的对抗关系基础上，走追求欧洲式富强的路线，亚洲主义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二重关系中形成。”（见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第3页）固然亚洲主义者包含对中国的亲善的因素，但到20世纪之后，亚洲主义逐渐为日本军国主义做论证。
[7]杨度：《日本学制大纲》后序，载《杨度集》一，第73页。
[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325页。
[9]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326页。
[10]杨度：《游学译篇》序，载《杨度集》一，第78页。
[11]杨度：《游学译篇》序，载《杨度集》一，第81—82页。
[12]杨度：《游学译篇》序，载《杨度集》一，第79页。
[13]杨度：《游学译篇》序，载《杨度集》一，第81页。
[14]杨度：《〈中国新报〉叙》，载《杨度集》一，第208页。
[15]章永乐引述施密特的观点，并发挥说，直到1890年，国际法实际上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协议。“文明”“人性”“进步”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得以界定的。（见氏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页）
[1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19—220页。
[17]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21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17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24页。
[20]梁启超：《国权与民权》，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70页。
[21]梁启超1903年前后国家观念的转变及其所受日本思想的影响。（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第336—337页）
[22]梁启超在编入《新民说》的《论国家思想》一文中说，中国人缺乏现代国家观念：“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见《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46页）
[23]对于中国是否为一个“国家”的名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为了批驳革命派认为满洲入主中原是亡国的说法，梁启超和杨度都坚持，中国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一个朝代更迭而已。比如梁启超认为，满洲本为中国之臣民，非由他国之吞并，所以不能说是亡国。（见梁启超：《中国不亡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六集，第125页）这里就有意模糊了“国家”与“王朝”的界线。
[24]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13页。
[2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31页。
[2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32页。
[27]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33页。
[2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34页。
[29]梁启超：《立宪法议》，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278页。
[30]狭间直树：《“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载氏著《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31]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载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32]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载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45页。
[33]梁启超说国家是一个有机体，不能只凭好恶而随意选择政治体制。（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五集，第338页）
[34]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五集，第297—357页。
[3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40页。
[3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40页。
[37]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41—242页。
[3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43页。
[39]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55—256页。
[40]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57页。
[41]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58页。
[42]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0—261页。
[43]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4页。(https://www.daowen.com)
[44]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8页。
[4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5页。
[46]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99页。
[47]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99页。
[4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01页。
[49]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02—303页。
[50]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2页。
[51]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81页。
[52]保皇会条规第一条，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5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9页。
[54]关于章太炎和康有为关于民族和国家、革命的辩论可参看拙作《章太炎与康有为对如何建构“民族国家”的分歧——再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见干春松：《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37—197页）
[55]梁启超：《与勉兄书》，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0页。
[56]一般认为1903年梁启超春夏到夏秋之间有一个倾向革命到复归保皇的思想转折，原因甚多，比如康有为的影响、在美国实地观察选举的效果、对于革命派的失望等等，当然这也与梁启超自己缺乏坚定的思想或政治立场有关。（参看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214页）
[57]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载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41页。
[5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45页。
[5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3—244页。
[60]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载《梁启超全集》第六集，第133页。
[61]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载《梁启超全集》第六集，134页。
[62]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49页。
[6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7页。
[64]杨度：《复梁启超函》，载《杨度集》一，第405页。
[65]杨度：《复梁启超函》，载《杨度集》一，第404页。
[6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7页。
[67]章太炎：《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94页。
[68]对于康梁因政治原因不能到内地发展，康有为很是着急。他在给梁启超等人的信中说：“当议会之将开，及人才之渴望，因而收之，以成党势，诚至当之事，势不可不急起直追者也。恨我党不能大入内地，肃王即来提携，内情必极急，那拉旦夕必有变，若能入内地而开会，则以吾党之名誉财力，海内尚无与角者。”（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5页）
[69]对此经过，徐佛苏的《梁任公先生逸事》一文，从侧面证明了政闻社确有倒袁的意向。文中说，政闻社成立之后，积极推动立宪，受到人的猜忌，“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以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5页）
[70]杨度在清末修宪的辩论中主张立法的原则要以主张平等的国家主义来取代等级化的家族主义。他说，中国政治之乱象，因深受家族观念之影响，国家要转弱为强，“欲官吏尽心国事，则必自去其家人之累始；欲去其家人类，则必自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始；欲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则必自与之以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即迫之以纳税、当兵之义务始。欲与之此种权利，迫之以此种义务，则必自使之出于家人登于国民始”。（见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载《杨度集》二，第529页）
[71]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47页。
[72]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06页。
[73]在皇族内阁出台遭受全国上下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张謇在1909年提交《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依然是这样来理解责任内阁和君主的关系的，他说：“立宪国何以能之？其立法也，曰责任内阁。责任云者，以内阁代君主负责任焉耳。责任专于内阁，而君上日临而监察之。内政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外交有失，则责内阁大臣焉。中外人民之观听，群倾注于内阁大臣。”这样，大臣们就不会以为自己的位置永远安全而敷衍自己的责任。唯有君上为责任之所不及。如此说来，责任内阁对于君主而言是只有益处，无有损害的。（见《张謇全集1·公文》，第188—189页）
[74]杨度后来主张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不两立。他说中国政治之乱象，因深受家族观念之影响，国家要转弱为强，“欲官吏尽心国事，则必自去其家人之累始；欲去其家人累，则必自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始；欲使有独立之生计能力，则必自与之以营业、居住、言论各种自由权利，及迫之以纳税、当兵之义务始。欲与之此种权利，迫之以此种义务，则必自使之出于家人登于国民始”。（见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载《杨度集》二，第531页）
[7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48页。
[76]杨度：《致〈新民丛报〉记者》，载《杨度集》一，第400页。的确，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但在立宪派和革命派看来，都是一种虚应故事而已。实际上清政府虽然觉得日本的方案不错，但对于如何有步骤地展开，迟迟没有提出具体方案。
[77]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46页。
[78]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82页。
[79]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83页。
[80]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84页。
[81]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64页。
[82]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66页。
[83]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0页。
[84]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说：“然则中国宜为君主立宪乎？抑宜为民主立宪乎？曰：是不当以理论决，而当以事实决；又不当以他日之事实决，而当以今日之事实决。”（见杨度：《〈中国新报〉叙》，载《杨度集》一，第209页）
[85]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2页。
[8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3页。
[87]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17页。
[88]章太炎：《代议然否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23页。
[89]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6页。
[90]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6页。
[91]寄生（汪东）：《革命今势论》，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册），下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
[92]因为开国会的愿望迟迟难以实现，所以杨度提出了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与此同时，康梁一派的政闻社要求宪政编查馆“请限期三年召集国会”。也有五六年，甚至二十年的，最后宪政编查馆决定以日本实行宪政的九年期为限。（见李细珠：《新政、立宪与革命——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研究》，第37—38页）
[93]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2页。
[94]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2页。
[95]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2页。
[96]黄兴涛：《重塑中华：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97]黄兴涛：《重塑中华：当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67页。
[98]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载《梁启超全集》第六集，第135页。
[99]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载《梁启超全集》第六集，第135页。
[100]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6页。
[101]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79页。
[102]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381页。
[103]张志强：《一种伦理民族主义是否可能：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4期。
[10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7页。
[105]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36页。
[106]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58页。
[107]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0页。
[108]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0页。
[109]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4页。
[110]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4页。
[111]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65页。
[112]杨度：《金铁主义说》，载《杨度集》一，第298页。
[113]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3—264页。
[114]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4页。
[115]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