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与梁启超：开国会与设议会
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有特定政治诉求的团体向来不被接受。党派政治的前提是不同利益诉求者的平衡，而在公私隔绝的思维方式下，党派之形成会被认为是对天下大公的分解。即使是明代的党社运动，也与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相差甚多。而近代以来，党派意识逐渐传入中国，康梁为积聚政治力量、制造变法声势而创立的强学会、保国会等可以视为近代中国政党的雏形。
然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为了凝聚政治力量，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来推行他们的“尊皇、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人”[52]的宗旨。保皇会在美洲、亚洲都设有分会，也有诸如《清议报》等舆论机构，声势隆盛。然随着1903年之后革命派势力的兴起，保皇派逐渐失去了其号召力。甚至，革命派的兴起本身就造成了保皇派内部的意见分歧，梁启超、欧榘甲等一些康有为的弟子在政治观念上接近革命派的主张，这也是康有为给梁启超和其他弟子专门写信强调只可行立宪不可赞成革命的缘由。比如，1902年4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53]他认为不值得对清政府抱有幻想，而应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张。并劝告康有为说，尽管光绪皇帝有厚恩于康，但康有为对皇帝已经仁至义尽，现在应该考虑保皇党内部多数人的意见，改变政见。
对此，康有为写两封信专门强调他的政治主张，一封为《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独立书》，核心目的是反对弟子中一部分人对于革命派立场的“认可”，并强调革命派的主张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并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明革命可能导致的政治动荡。此二信曾在《新民丛报》第十六号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摘录发表，引发了章太炎的长篇驳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此信系统驳斥了保皇派对于民族、革命和排满等问题的立场。章太炎亦因在《苏报》刊发直接攻击皇帝的言论而入狱。从客观效果来看，章太炎因此案入狱，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派民族革命理论的传播。[54]
康有为的责斥之信让梁启超触动很大，一方面是考虑到康有为的态度，另一方面亦是他自己未能完全确定立场。在给另一个康门重要弟子徐勤的信中说：“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并认为中国之发展必须要经过革命之洗礼。[55]但同时，梁启超积极参与保皇会的活动，并起草了保皇会的章程。[56]
然革命派并不愿意在革命和保皇之间依违，这年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就主张要划清革命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界限。由此也就有了《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大论战。不过，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被国人理解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因此呼吁立宪改革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而革命派推翻政府的诉求，也让清政府被迫接受立宪变革的建议。因此，派出了专门的考察政治大臣赴日本和欧洲等地考察立宪政治的运行规则。在一众考察报告中，以载泽与端方的报告最为切中满洲贵族的心愿。载泽认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57]端方的考察报告比较详细，他以进化论的思路提出立宪政体相比于专制政体的“进步性”，并认为实行立宪可以依法治国，吸纳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活动，促进官制完备，厘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让财政收支以及其他政治事务公开透明等。在全社会的期盼中，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
立宪就是要使不同的政治力量以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引述伯伦知理的说法，认为政党是在政治活动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是具有政治目的的团体。他引述国外立宪国家的情形说，代表不同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制衡是国会的原动力。“非有得力之政党活动于民间，则国会直无自而发生。惟其以政党之力而成国会，故国会成后，即为政党活动之地。”[58]
有些人担心因为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人民没有结社、言论之自由，政党的政治目的难以表明并付诸实践，对此，杨度认为正是因为政党的存在，才能真正落实言论和结社的权利。虽然有些政党并不能获得施行政见的机会，但在国家利益的目标下，在野之政党亦可以通过议院来监督政府。
出于对政党作用的认识，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就决定把保皇党改名为帝国宪政会。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立宪派也开始了组织政党的准备，梁启超、杨度便与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人商议组织政党来推动清政府落实立宪之各项事务。1906年年底，梁启超致信蒋智由和康有为提出了他联合杨度来建立政党的设想。
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首先就介绍了杨度。他介绍了杨度在留学生中的影响力，并表示自己与杨度有很深的交谊。其次是说，由保皇会改名的帝国宪政会带有明显的康门色彩，因为康梁当时仍被悬赏缉拿，无法在国内活动。再次是康有为不适合出面来担任党派的领袖。
信中还提出要与同样持立宪立场的张謇、郑孝胥和汤寿潜等人合作，不过梁启超认为并不确定是否能达成行动上的一致，并提出要袁世凯、端方和赵尔巽这些赞同立宪的人士合作，并请载泽和载沣担任正副总裁。可见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党派试图联合政商所有支持立宪的有政治影响的人士。[59]
在反对革命、主张立宪的大原则上，梁启超与杨度确实有许多共同点。因此，当杨度等1907年创办《中国新报》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撰文予以推介。他根据杨度所作之《中国新报》叙文说：“此报之宗旨，全在唤醒国民，使各负政治上之责任，自进以改造政府，成完全发达强有力之立宪国家，以外竞于世界。”[60]梁启超先是批评了革命派的“种界革命论”，认为这种主张不考虑中国的历史沿革和国民的程度，而是煽动人民的“好乱”“破坏”性，并迎合一部分人的心理，要压制富裕阶层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这是《民报》的主要立场。梁启超接着说，《中国新报》则持君主立宪主张，并认为当下的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不应追求理论的纯粹性，而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说，他曾主张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的理由包括：国民程度不相应、无历史上之根据等等，而《中国新报》则“谓就令汉人之程度可以为民主，而满、蒙、回、藏之四族决不能，不能焉而我新民主国之势力，又未足以驭之，其势必解组，以衅中国，而彼又无自保障其独立之实力，则必为强国所并，以召中国之瓜分，此实最博深切明之言，而予排满革命派以至难之返答也”[61]。不过，立宪的大目标虽然一致，但具体的政见却差异很大。比如，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而杨度则以“开国会”与“排满革命”相抗衡。那么杨度为什么要在预备立宪的众声喧哗中提出“开国会”，除了简明而有辨识度之外，关键是可行性。杨度说：“予之主张开国会，与要求立宪诚无以异，然予不以要求立宪相号召者，非不以要求立宪之名为然而避之也。乃以为与其求形式上之宪法，不如求实质上之国会；与其言广漠之范围而云立宪，不如举简单之事实而言开国会。”[62]
尽管杨度和梁启超在以“开国会”作为他们联合政党的口号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双方在其他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互相信任。并且梁启超对杨度的权势企图心表示担忧。1907年3月，他致信蒋智由说：“某君（指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碍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63]不过梁启超在同月给杨度的信中，表示同意未来的政党以“开国会”为口号，但对于党内是否应该吸纳在同主义下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是否会构成对总体目标的分解，表示疑虑。
1907年4月中旬，杨度在《复梁启超函》中说，对于普通人的接受方式而言，简单明了的口号最为重要。对康有为在政党中的地位问题，杨度接受梁启超的建议，“谓总理暂不举人，南海暂不入党”。原因是“南海之反动力太大，革党与政府皆可借此以为摧残本党之具”[64]。不过杨度对于康门弟子是否真的会让康有为“隐身”持怀疑态度。杨度和梁启超的交谊颇深，但对于梁启超所器重的蒋智由和徐佛苏等人，杨度似并不认可。他说：“所以主张立宪党之统一，乃本于屈己伸人之公心，不然弟非不能结一独立之小党，以与公等各树旗帜，相与周旋，以为娱乐也。观云（蒋智由）乃昌言欲坐收权利固地位，又言内地危险，不肯身入，实非真爱国所宜言。”[65]并认为梁启超的另一合作者徐佛苏也是缺乏“智略”。
既然对和梁启超一起组织政党者都有非议，梁启超当然也难以与杨度开展真正的合作，并逐渐认为杨度或是最难以合作的人。梁启超转而想独立成立政闻社，以便于在国内开展活动。
张謇等人先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由郑孝胥负责。杨度则成立“宪政讲习会”，梁启超则只能独立成立政闻社。他在1906年6月8日致康有为的信中报怨杨度的“野心”说：“杨皙子初本极热心此事，至今犹然，但征诸舆论，且察其行动，颇有野心，殆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故不惟本党旧人不敢放心，即东京学界各省新进之士表同情于吾党者，亦不甚以彼为然。故现在政闻社之组织，杨氏不在其内，弟子数月来所经画徘徊而久不定者，颇为此也。”[66]
梁启超对杨度另组政党很不满，主要考虑到这会造成立宪势力的分散，并因政见的大同小异造成争夺会员的局面。而在六七月间徐佛苏也两次致信梁启超，讨论政闻社与宪政讲习会的合并问题，以及若杨度要加入政闻社之后续事宜。
但政闻社之活动颇不顺利，其在东京和东南亚的成立大会，都受到革命党的暴力破坏，按照章太炎的记述，在1906年10月17日的政闻社社员大会上，由梁启超和日本人犬养毅发表讲演，梁启超刚开始讲演，张继等人蓄意引发肢体冲突，梁启超夺路而逃时，还被扔鞋击中面颊[67]，场面失控。政闻社的另一制约力量来自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后改名宪政公会）。政闻社因为实质操持者康梁的政治缘由，后改由马相伯主持[68]，宣传和推广力度难以与杨度相比。而且杨度有与政府合作以推动立宪的企图，因此，在各地散布政闻社排斥袁世凯的言论，而康有为也的确有联合袁世凯的政敌铁良的想法，似坐实了杨度等人的“谣言”。这促使袁世凯鼓动张之洞上奏，最终致使政闻社被封禁。[69]
梁启超与杨度在预备立宪的大趋势下，因主张维持现有秩序而进行渐进式的变革，而一度有联合建党的设想，但终因各种缘由而难以联手，在政闻社被封禁之后，杨度亦由袁世凯和张之洞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而举荐入宪政编查馆任职。1908年4月20日，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宪政编查馆行走”一职进入清政府为立宪而设立的机构。
杨度进入清政府任职后，继续游说推动立宪政制的确定，引发了预备立宪的时限的讨论，对《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预备立宪清单的提出有促进之功，并直接参与晚清刑律等法律原则的讨论[70]。
不过，引发时人热情的预备立宪，却终因清政府的一再延宕，或因皇族内阁的强烈反对，而未曾真正推行，而革命之势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已成不可扭转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