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启超与孔教运动之分合
儒学一直主张以其价值的普适性来吸引“化外之民”，因而强调价值吸引而不是主动传播。但在康有为的宗教家的气质和晚清浓厚的佛学气氛之下，梁启超说他与其他万木草堂的学生都有浓厚的传教兴趣和责任感。他回忆说，他在万木草堂读书的时候，有模仿别教行传教之事的计划。因为觉得自己的所学不足以解决自己思想上的一些问题，还曾经想进山修炼一段时间，以便出来之后传教。“视一切事，无所谓成，无所谓败，此事弟子亦知之，然同学人才太少，未能布广长舌也。如此则于成败之间，不能无芥蒂焉矣。尚有一法于此，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无与，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学未足，大有入山数年之志，但一切已办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学算读史，又读内典（读《小乘经》得旧教颇多，又读《律论》），所见似畴昔有进，归依佛法，甚至窃见吾教太平大同之学，皆婆罗旧教所有佛吐弃不屑道者，觉平生所学失凭依，奈何？属劝长者勿行，某亦以为然。然某于西行之说，颇主张者，某意以为长者当与世相绝。但率数弟子以著书为事，此外复有数人在外间说世间法，此乃第一要事。”[52]可见，这个时期梁启超一方面觉得康门立教的思想还比较零散，希望自己加以充实；另一方面也觉得同学中有才能者略少，在出世和入世之间颇有踌躇。
但他有一种传教的志向，认为救人类的使命要高于救国。他对“救国”和“救世”之间作了分疏：“某昔在馆亦曾发此论，谓吾党志士皆须入山数年，方可出世。而君勉诸人大笑之。……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焉。”[53]梁启超在为康有为作传记的时候，就以宗教家为开题，他之投师于康有为，也存有一种宗教式的情怀。
康有为的宗教家的气质使他产生将儒家“宗教化”的设想。康有为反复辩说儒家与其他宗教的差别，不过其他宗教的制度化形态则是康所倾心的。所以，在陈焕章的支持下，孔教运动成为康有为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延伸。
但梁启超的思想多变，他的宗教情怀也不确定，所以他与孔教运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在万木草堂时期及保教运动之前，梁启超比较积极地支持康有为的孔教思路，即以建立孔教的方式来激动民意、鼓吹变法，实现“保国”“保种”的目标，甚至认为保教比保国要更重要一些。按张灏的分析，梁启超这个时期看重保教的动机可能是看到了西方宗教对西方社会所起的规范和整合作用。更关键的是他们都认为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的时候，需要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支持，而孔教则是最好的资源。
作为康有为门下最具感染力的弟子，梁启超凭借其明快的文采和有效的组织能力，使康有为的孔教思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梁发起的传教运动，不止在一个地方表达他要求维护文化认同的愿望。这种特点也反映在他将中国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肯定以与西方相对抗上。在有关道德价值观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梁在理智上仍相当程度地认同中国文化遗产；但他所肯定的中学，似乎经常远远超出他真正理智地评价为正确的东西。”[54]从梁启超早期的作品而言，他对于中国的经学传统方面的理解主要来自经过康有为发挥的公羊学，而对于西方的了解也停留在一些二手的介绍上，所以，他经常在中国与西方的价值观念之间做许多比附性的类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了严复和黄遵宪等人的影响，梁启超开始怀疑建立孔教与政治改良之间的一致性，也怀疑将儒家教会化必然会对社会道德建设产生正面的影响。1897年间严复和梁启超有多次的通信讨论变法和孔教的事宜，梁在给严复的信中描述了自己从严复的立场中所感受到“保教”活动所存在的内在矛盾，进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55]认为天下未定，的确需要凝聚，但若教定于一，也会束缚人的思想。中国民智未开，需要多样化的思想。
1898年6月3、4日和7、8日，严复连续在《国闻报》上发表《有如三保》和《保教余义》二文，阐述他对孔教运动的看法。在《有如三保》一文中，严复说：“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氐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56]。他说，教之保最关键在行动而不是口号，一方面，当时的国民并没有遵循孔教的道理和规范，另一方面，孔教也并不着眼于具体的国家和民族，而是天下和世界。因此，保教与保国、保种之间没有关系。
在《保教余义》一文中，严复认为中国人所信奉的是佛教和本土的地方性宗教，而“孔教之高处，在于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而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春秋》则有大同之学。苟得其绪，并非附会，此孔教之所以不可破坏也。然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57]。在严复看来，儒家思想的优势就是没有鬼神而讲求理性，这是孔教的高明之处，但即使将这样的思想改造成宗教，也并不能吸引有信仰需求的普通民众。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流亡初期，围绕公羊三世，有选择地注释重要的儒家典籍，建构起从据乱到升平，最终发展到太平大同世的历史哲学。而康有为的欧洲游历的过程，增进了他对宗教重要性的认识。这个阶段的梁启超则接触更多的是西方和日本的思想观念，并深受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样，他从1902年之后，在孔教问题上完全和康有为分道扬镳，对此，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清晰的梳理。他说：“启超自三十（1902年）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58]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谈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些引发国民争论的作品，并非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也有著作本身不够严谨的因素。
这个时期受严复和夏曾佑等人影响，梁启超更为侧重于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此诸论者，虽专为一问而发，然启超对于我国旧思想之总批判及其所认为今后新思想发展应遵之涂径，皆略见焉。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本原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自谓出孔子，及至孔子之改制，何为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傅不合，康、梁学派遂分。”[59]对于梁启超自身而言，要从康有为的思想笼罩中独立出来，本身亦是其强调思想自由的应有之意。
1902年所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分歧的重要文献。首先，梁启超声明该文的观点与自己以前的观点相反，所以要进行自我批判。他对自己改弦更张的原因做了系统的分析。“至倡保教之议者，其所蔽有数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说，三曰不知今后宗教势力之迁移，四曰不知列国政治与宗教之关系。今试一一条论之。”[60]
他认为宗教与国家之间并非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宗教则是跨国家的信仰组织。宗教是保人的，若有人说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宗教，则也太狂妄了。
问题在于，孔子的思想是否是一种宗教。梁启超认为孔子是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而不是宗教家，这才是孔子之“真相”。如此，保孔教则成其无目标的运动。“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与梭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诚得其真也。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扬孔子，但孔教虽不能有他教之势力，而亦不致有他教之流弊也。”[61]孔子并非宗教家，将之改造成宗教家，非但不能建立宗教之势力，反而会带来其他宗教的弊端。接着梁启超分析说，中国古代有宗教家，比如张道陵等，“然则以吾中国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子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62]。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云是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63]
梁启超对孔子和其他宗教信仰人物的区分固然是有理有据，但作为曾经的孔教运动中人，他应该了解康有为建立孔教的复杂动机，以及康有为对儒家与别的宗教差异的种种说明。更为关键的是，孔教会之孔教论，其所谓“教”更多的是教化和文化意义上的，康有为也是从这一点上认为孔教要优于其他的宗教，且符合进化论的趋势。在这个阶段，梁启超要强化他与康有为的区别，这些内容都存而不论了。
梁启超运用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观点来说明宗教是一种趋于衰落的文化，因此效仿西方宗教模式来建立孔教，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况且，宗教之传入，均会像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被容纳进中国文化中，不必过于担心其消失。触发孔教会动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教案的频发，需要有一个能代表中国的专门的宗教团体来应对。在梁启超看来，教案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西方列强基于侵略而取得的霸权，这不是建立孔教会所能解决的，建立孔教反而会加剧教争。
梁启超了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政教分离趋势。他认为宗教和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信教自由更是法律所明文规定，也是儒家思想的优越性之所在，而“今之持保教论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国。昔犹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无猜，无端而画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吾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64]。康有为建立孔教的动机之一就是防止西方殖民者借口教争来发动战争，所以试图将“教争”限制在宗教范围。而梁启超固然看到设立孔教可能带来的宗教纷争，但他在这个时期还不能认识传教在近代中国所附带的其他“功能”。
梁启超指出保教可能产生的最大的弊端是束缚国民的思想，“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者，二千余年于兹矣，百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65]。梁启超认为文明的发展仰赖于思想自由，所以，强调孔教在历史上束缚了人们的观念，而现在又将西方传入的新学比附在孔子头上，既是对孔子的诬蔑又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之路。
梁启超认为文明进化导致仪式的衰亡是“天演之公理”，而孔子的思想因为关注人的伦理和教育，所以越来越重要，因此不但不会灭亡，而且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由此说来孔子应广泛地吸收佛教和基督教的精神。“故如佛教之博爱也，大无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众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视敌如友也，杀身为民也。此其义虽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发明。”[66]如果孔教中所没有的，那么应该加以吸收，万不能画地为牢。
梁启超说他自己由一个孔教运动的支持者到反对者，完全是因为爱自由、爱真理胜过爱老师，即使为此受到老师的批评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还在1902年4月写信给康有为来解释他自己的想法。“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先生谓巴拏马、星加坡各埠今方兴起，而弟子摧其萌蘖。今所欲办者，如巴、星各埠所办，果有益于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67]从各地孔教活动的状况看，梁启超认为其耗费巨大，收效甚微。
信里又说：“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哲学家攻之，格致学家攻之，身无完肤，屡变其说，以趋时势，仅延残喘，穷遁狼狈之状，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68]这里梁启超所反驳的是“教强则国强”的观点。他认为欧洲列强的宗教势力，在科学和理性的攻击下，已处于全面消退的状况。那么何以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呢，就只有引入新思想、新观念一条路。
“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合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先生所示自由服从二义，弟子以为行事当兼二者，而思想则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先生谓弟子故为立异，以避服从之义，实则不然也，其有所见，自认为如此，然后有利益于国民，则固不可为违心之论也。故先生以其所见之谬而教诲之，则弟子所乐受，而相与明辨，若谓有心立异，则不敢受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此意弟子怀之数年，前在庇能时与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责者，当时虽无以难，而此志今不能改也。……至谓弟子从耶教，实则不然。耶教之不宜今日也尤甚，孔教且不欲保，何况于耶？请先生勿过虑也。”[69]梁启超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为了故意与康有为“立异”，并辩解说他自己并没有加入基督教。此后，梁启超就开始写《新民说》来推行他的“道德革命”以及国民人格新理想。
梁启超的尊孔而“不保教”的立场，即使在民国建立后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如1915年12月，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说：“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所以“诚欲昌孔子教旨，其第一义当忠实于孔，直绎其言，无所减加，万不可横己见、杂他说以乱其真，然后择其言之切实而适于今世之用者，理其系统而发挥光大之，则吾侪诵法孔子之天职焉矣”[70]。梁启超认为孔子思想最为有益于世界者，乃在于健全人格，而非宗教信仰，他反对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立孔教会为国教的主张：“则自海通以来，见夫世界诸宗多有教会，党徒传播，其道乃昌，欲仿效之以相拒圉，于是倡教部之制，议配天之祀，其卫道之心良苦，其仪式结集，且大有异于昔儒之所为。吾以为此又欲推挹孔子以与基督摩诃争席，其蔽抑更甚也。”[71]他认为教会的产生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依靠人的力量来特意设立，这样做会让人忽略孔子思想中真正值得关注的内容，而从事于与儒家思想相背离的部分。对于将孔子思想作为国民教育之大本的宪法修正案，梁启超认为孔子哲学中的性理之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有超越时代的意义，而礼仪规范和人伦道德，十有八九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应该把这两部分内容从国民教育的内容中去掉。[72]
梁启超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发起孔教会，而是由他的同门陈焕章和麦孟华等人来操办。不过，1913年孔教会在宪法修订过程中所提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作为进步党主要人物的他就是发起者之一，他同时也参加了孔教会在北京的一些活动。
简明地说，梁启超对于儒家的道德的评判存在着前后不一的情况，以1903年的《新民说》为标志，代表他否定传统道德的最为激烈的阶段。随后梁启超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调和。中西调和、古今调和。虽继续输入新知，但认为道德发自人心，制度起于传统，所以对传统的温情渐进发展。梁启超经常以今日之我来否定昨日之我，然其思想有一个立场并没有变化，就是不断探索救国、强国之道，他的自我否定也意味着探索的艰巨性。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7页。
[2]苏舆所编的《翼教丛编》中收录有叶德辉批评梁启超《春秋界说》《孟子界说》文字一篇，其中《春秋界说》中主要阐发的还是托古改制等公羊学的思想。由此可见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并没有真正放弃春秋学的观点，可能是不同意大地教主的思想。（见叶吏部：《正界篇》，载苏舆编《翼教丛编》，第89—94页）
[3]郑匡民先生说，梁启超利用“和文汉读法”广泛阅读日本书以及日译西籍，涉猎了当时日本各个流派的思想，以及摄取了西方思想的许多方面。并经过他所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刊物向国内广泛传播。（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79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9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80—281页。
[7]刘纪曜：《梁启超与儒家传统》，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5年。转引自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页。
[8]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载李喜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9页。
[1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2页。
[1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第63页。
[12]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33页。
[13]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30—531页。
[14]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43页。
[15]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44—545页。黄进兴说：“梁氏的《新民说》毋庸讳言，充溢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并且见证了中国从普遍王权（天下），至现代列国体系的转变；这个转变连带调整了固有的道德秩序。”（见黄进兴：《追求伦理的现代性：梁启超的道德革命及其追随者》，载《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18页）
[16]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39—540页。
[17]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40页。
[18]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40页。
[19]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42页。
[20]郑匡民：《梁启超的政治哲学》，载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21]郑匡民：《梁启超的政治哲学》，载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第212页。
[22]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559页。
[23]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33页。(https://www.daowen.com)
[24]郑匡民认为梁启超由提倡公德向私德转变与访美体验和革命派的迅速发展有关。但他的目的依然在于固群，所以并不能将梁启超提倡私德和王学当作是政治上的后退。（见郑匡民：《梁启超的政治哲学》，载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第218页）陈来认为梁启超重视个人道德的重要性，表明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见氏著：《儒家美德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32页）
[25]20世纪20—30年代，欧洲流行一种有关没落和衰败的言论，其主要症候是（1）反历史主义；（2）对非理性因素在历史中所扮角色的重新重视；（3）历史循环论的复活；（4）体认欧洲并不居于世界的中心，且处于文化没落的痛苦之中。很显然这些观点深深地影响到梁启超晚年的文化主张，使他更接近于折中主义。（见耿云志：《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载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2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63页。
[27]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64页。
[2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85页。
[2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73—74页。
[30]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载《申报》1920年3月14日。（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31]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载《申报》1920年3月14日。（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9页）
[3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第一章，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1—422页。
[3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结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591页。
[3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36页。
[3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44页。
[3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53页。
[3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54页。
[3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55页。
[3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62页。
[4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78页。
[4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81页。
[4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80页。
[4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18—419页。
[4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86页。
[4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91页。
[4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十一集，第495—496页。
[47]梁启超：《孔子》，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156页。
[48]梁启超：《孔子》，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168页。
[49]梁启超：《孔子》，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169页。
[50]梁启超：《儒家哲学》，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34页。
[51]梁启超：《儒家哲学》，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39页。
[5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页。
[5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页。
[54]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9—80页。
[55]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载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0—51页。
[56]严复：《有如三保》，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80页。
[57]严复：《保教余义》，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82页。
[5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4页。
[5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4页。
[60]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76页。
[61]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78页。
[62]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78页。
[63]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78页。
[64]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80页。
[65]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80—681页。
[66]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梁启超全集》第二集，第684页。
[6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3页。
[6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3页。
[6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3—184页。
[70]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318页。
[71]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316页。
[72]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载梁启超撰，干春松等编《儒家哲学》，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