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民德和民力：严复的国情论

严复在《原强》中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5]严复认为，作为一个在列强环伺之中的中国，其政治的施行必须有轻重缓急，相比之下，自由可以看作是一个远期目标，而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应是当务之急，所以严复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主要是围绕这三条展开的，比如要改善国民的体质，废除吸食鸦片、缠足等不良习俗；要开民智就应废除科举并建立以经验论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而新民德是三者中最为困难的，这是要让百姓有责任和承担意识，“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36]。

这些问题，被严复反复强调，他在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的时候又提到“民品”，也就是我们现下所谓的国民素质问题。自由既然涉及个人对于群体的奉献，那么个人的素养便成为关键。“民主者，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虽然，其制有至难用者。何则？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故班丹（亦译边沁）之言曰：‘人人得一，亦不过一。’此平等之的义也。顾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使是三者平，则郅治之民主至矣。”^[37](https://www.daowen.com)

有人说，近代知识群体在提倡自由主义的时候有一种精英主义的意识，这对于从旧式的士人转变而来的新知识群体而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情结。但严复将自由看作是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的观点则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他反对激进的革命，甚至连康梁的改良也反对，他坚信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是不可能为民主建立起基础的。这个认识通过1905年他和孙中山在伦敦见面的谈话而令人印象深刻。当时，他因开平矿务的诉讼到伦敦，孙中山特意拜访，谈话中，严复强调中国的民品低劣，改革并不可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从教育上入手。传言说孙中山的回答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也就是说不可能等到人的素质提升之后，再进行政治革命。这个时候，严复五十三岁，孙中山四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