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模式与现代性的反思：杨度与章太炎、梁启超关于国家与民族的争论
晚清到民国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政治谱系，其中有三种基本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为西方和内部的双重压力所迫，宣布要实行“新政”的清政府。在《辛丑条约》造成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之下，清政府不情愿地实行政治体制的变革，主要目的还是以拖延和形式上的让步为手段来争取民意，抵消革命派暴力方式的革命运动。当然，无论在清朝皇族群体还是新崛起的地方官员群体中，也有试图通过立宪提升国家实力、扩展个人政治空间的人士，比如端方、袁世凯等。
第二种力量是立宪派，这个群体的构成十分庞杂。主要有两种代表[1]：一是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他们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以保皇为旗号，主张君主立宪，以及受他们影响从而不同意种族革命的政治力量，比如杨度等。他们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背景下，积极组织政党、团体以推动立宪目标的实现。二是国内新形成的绅商群体，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源，试图在政治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角色，比如当时弃官从商的状元张謇，就是这个群体最为突出的代表。(https://www.daowen.com)
第三种力量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对清政府的自我改革不抱希望，试图通过政治革命乃至武装暴力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这三种力量对于未来中国的前景有不同的期许。如果说清政府新政的目标是日本的天皇制和内阁模式的话，立宪派的理想模式就是英国的虚君共和制，议会及议会中多数党组成的内阁在政治活动中占据很大的话语权。而革命派的理想则是法国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但他们主张通过种族矛盾来激发民众的革命意识，以排满为口号，并不惜采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皇权。
在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中，杨度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与晚清政治角力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领袖都有密切的交流。从总体看，他的政治立场更接近于康梁一派，但他并不愿意归属于某一方。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立宪已经成为国人之共识，所区别者乃在于“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耳[2]。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保皇党坚持“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坚持“民主立宪”，而杨度也认为“立宪”乃是万事之本，他之所以倾向为“立宪”，此为两党之公约数，即无论是维持君主政体还是以共和为目的，都要以“立宪”为政治运行的基本形式。
杨度在东京留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注意。章士钊和刘成禺都记录了1905年杨度和孙中山见面的情况[3]，他们也都记录了杨度没有接受孙中山参与革命的邀请，坚持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当然，在这次见面中，孙中山也并非一无所获，杨度将他的湖南老乡黄兴推荐给了孙中山。
相比之下，杨度和梁启超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种交谊可以上溯到1903年前后杨度在《新民丛报》所发表的一系列文字，比如《湖南少年歌》（1903年10月4日）以及同日发表的给梁启超的信中，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肯定。的确，当时的青年人鲜有不受康梁影响的，本章所要重点涉及的杨度是如此，章太炎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