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与“纯正的三民主义”
戴季陶（1891—1949年），名传贤，号天仇。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五四运动时期，他曾经涉猎、研究并介绍过社会主义思想和劳工运动，同情社会主义。“他曾一度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们关系密切。但是，当孙中山不听他的劝告，开始寻求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时，他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焦虑之中。戴季陶为孙中山的固执而感到身心疲惫甚至幻灭。”[36]其实，戴季陶本人很早就主张国民党必须要改组，他发现大多数国民党员只信三民主义之中的某一主义，难以真正做到思想统一，希望通过改组而激发国民党的战斗力。因为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矛盾丛生而难以落实。不过，孙中山接受联俄联共而改组国民党的决定，戴季陶却并不认可。他认为容纳共产党会导致国民党失去其独立性。经过孙中山的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一年后，他感到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已经成为一复杂的混合体。在失望之余，于1924年6月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到了上海之后，他设想了一个“民族国际”的组织，试图从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发起一个有别于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的不同组织——“民族国际”。戴季陶认为国际联盟和共产国际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并不能保障弱小国家的利益。他期待民族国际的成立能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37]本身并非典型的中国观念形态，在传统中国的思想体系中，民族和国家是作为个人、家、国天下系统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并非一个终极性的目标。近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军事和经济竞争使中国人开始重视“国家”“种族”问题，而忽略了“天下”的问题。[38]事实上，即使是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社会主义与民族的自强和独立结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经常也是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政治和经济独立自强的思想资源。
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在晚清是一个十分激进的革命派别，它一直试图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唤起汉族人对于满族统治阶层的反抗，从而推翻帝制。因此在国民党的血统中一直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基因。持续不断的外患，使得民族主义有强烈的凝聚中国人精神的作用。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而言，激烈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一致对外的力量的时候，副作用是激起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民族主义只可能导致民族意识的觉醒，就像后来发生的民族分离以及由各种原始忠诚哺育起来的离心趋势，使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国家陷于分裂的危险。反满自然是这种分离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暂时可作为政治上一个有利的战斗口号，但它肯定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长远目标背道而驰。”[39]所以民族主义必然会转向“国族主义”或者“文化民族主义”。国民党在20世纪20年代末重新整合意识形态时，虽然也有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且有着对于三民主义的各自表述，但是，抛弃强调满汉矛盾的策略，将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心则是各方所共同承认的。
孙中山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比较倚重“民族主义”的作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以“排满”为口号来激发民众推翻清政府的热情。民国成立之后，主张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成为国民政府的民族策略，民族主义的立场转向为联合国内民族来抵抗殖民国家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是国内各政治团体的共识。即使国民党也是如此，胡适分析说：“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压迫之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的文化。这里面含有很强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理智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住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国民党里便含有这种根据于民族感情的保守态度，这是不可讳也不必讳的历史事实。国民党的力量在此，他的弱点也在此。”[40]虽然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看作是“理智”的，保守主义看作是“情感”的值得商榷，但是，从国民党及其前身的历史看，其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的确是存在的。当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为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的时候，国民党便以此来反对“世界革命”，以及以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作为其价值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简而言之，国民党就是试图通过强调其民族文化的继承者的身份来贬斥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等人试图清除国民党内的联俄联共思想，从组织上就是发动“清党”，重点突出了纪律和服从。在思想理论上，则是通过将强调三民主义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色彩，来清理孙中山思想中的列宁主义影响，来对抗共产党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指责。在这中间，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儒家化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戴季陶就写了一篇名为《孝》的文章，提出要对国家和民族尽孝，旨在用儒家的价值来唤起国民党的忠诚。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了一整套的三民主义儒家化的思路，试图以此来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建构的新方向。
在写于1925年7月23日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中，戴季陶特别强调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排他性。他说，任何一种主义的产生，必然是对以前存在的别的主义的不认可，否则新的主义也就不可能具有吸引人信仰的可能。“就这样看来，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一定只能成为一种消极的思想，而不是一个主义。”[41]这段话最为明确的表述即是如果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纠缠不清的话，那么国民党的思想就不可能统一，国民党的组织也会走向分裂。因此，他呼吁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为独占性的信仰。“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假如这一个团体，没有具备独占性和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一定这一个团体，是没有主义的团体，是没有生存欲望的团体，一定是随时可散的一群乌合之众。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42]也就是说，一个组织不能共同并存几种不同的指导思想。(https://www.daowen.com)
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中，指责中国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却要操纵国民党的党务，借国民党的名义发展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其机关刊物《向导》上不断发表批评国民党的主义政策、领袖人物的文章，不尊重团体的道德。[43]戴季陶的目的是要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认为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阴谋。
这两本小册子一经问世，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共产党方面，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分别撰写文章加以批驳，并冠之以“戴季陶主义”的名称，指斥戴季陶理论的实质是反对国共合作，批评强调蒋介石集团对孙中山的背叛；同时，从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说来反对国民党借助儒家仁爱而提出的缓和劳动者和剥削者矛盾的做法。最后还声明共产党并没有借助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发展自己，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党，让国民党坚持其国民革命的路线。
当时的国民党还处于左右分裂状态，国民党中的左派汪精卫指责戴季陶反对工农的错误。当时还没有站稳脚跟的蒋介石出于政治的目的也批评戴季陶反对国共合作就是反对先总理孙中山，应群起而攻之。在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群众还发动了焚毁戴季陶的两本小册子的活动，总计达几万册。1926年1月，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占三分之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致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为反动分子利用成为破坏本党之工具……应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44]。但实质上，戴季陶的解读符合国民党内许多人的想法，以林森、谢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明确提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的主张。该提案虽然在该次会议上被搁置，但依然可以体现出国民党内反共势力逐渐抬头的趋势。
蒋介石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这走出了他在现实政治运作中落实戴季陶主张的第一步。
戴季陶将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称之为“纯正三民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由“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转变，就是要通过掌握三民主义的解释权，从而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与共产党的思想原则不断接近。这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思想混乱，为此，夺回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十分重要。为了与已经获得广泛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抗衡，戴季陶认为将三民主义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结合是最佳选择。因此，他提出的纯正三民主义，通过强调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发展，来对抗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化解读。他所撰写的《告国民党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书》《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文就是通过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传统相对接，突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唯物论哲学的差别来说明三民主义的独特价值。
戴季陶的立论基础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民族自信，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限度。他说：“一个国民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意识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国民的自信。中国国民，不要图存在则已，要图存在发展，只有很坚确地相信中国人有创造文化的能力，这个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义思想。我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在世界革命理论当中，他是后来居上，他的伟大和崇高，确实在马克斯列宁等之上。何以他的伟大和崇高在马克斯列宁之上呢？这就是他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四千余年文化的结晶。我确信他的思想，在世界上定成为新世界精神上和物质上建设的指导原则。世界一切革命的国民在他们经过了马克斯主义革命悲惨结果之后，一定会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促进人类进化社会进化的原则。马克斯主义，只是能够说明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造成人类真正文化的基础，中国人要确信三民主义，才可以救中国；世界一切人类，要确信三民主义，才可以得和平。”[45]他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中也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开头就强调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虽然世界主义的理想高远，但如果没有了国家，连我们自己也没有了，“何有于世界”！[46]
他还将唯物主义等同于“迷信物质”，将俄国革命等同于民族虚无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们，以及许多迷信物质的青年们，不承认中国民族的精神，不承认中国固有道德的教义，口里讲的是马克斯主义，而实际所行的，却是俄国前七八十年，以唾弃一切为宗旨的虚无主义，和世界大都会中的游荡空气，所产生的享乐主义。……这种行径，本不是马克斯，也不是列宁，直是革命的酵发性所产生出的物。如此的共产党，只有造乱，那能建国”[47]。
那么，戴季陶是怎么展开他的“纯正三民主义”理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