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阶级分析、暴力革命
“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是孙中山实现民生主义的主要方法，戴季陶将民生哲学梳理为以仁（博爱）为核心的智（知仁）、勇（行仁）、诚（决心）配合的哲学系统，通过这样的建构，民生哲学可以看作是儒家价值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体现。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最具有创新性的理论。从他的《建国方略》到后来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如何围绕民生问题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分配制度，以保障人民生活的提升，是孙中山社会革命的目标。因此，民生也是民族独立和维护民权的基础。戴季陶说，从三民主义的结构来说，民族主义是实现民生主义的基础，民权主义的目标则是民生主义，所以“先生所领袖的国民革命，最初的动因，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于民生”[56]。
戴季陶十分重视从儒家的观念出发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将民生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进行区隔。无论是出于与共产国际合作的目的，还是两者之间的确具有相似之处，孙中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一致性。戴季陶看到要厘清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差异，首先就是要从这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入手。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中，他仔细地列出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同异：“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所主张的民生主义，有几个要点：
一、民生主义在目的上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同。因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同的。
二、民生主义在性质上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同，因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都是突破了国界，以全世界为实行主义的对象。
三、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哲学基础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是很单纯的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为理论的基础；而民生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
四、 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实行的方法上完全不同。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之直接革命行动为实行方法，所以主张用阶级专政，打破阶级。民生主义是以国民革命的形式，在政治的建设工作上，以国家的权力，达实行的目的，所以主张革命专政，以各阶级的革命势力，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而渐进的消灭阶级。[57](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段话中，戴季陶提出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两点“完全相同”与两点“完全不同”。相同的在于目的和对象，即都要寻求公平的秩序。而完全不同的则在于哲学基础和实行方法。哲学和伦理基础主要是要强调革命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而思想基础不同，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就不同。很显然，戴季陶所要反对的是阶级对立的暴力革命。他说：“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的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的革命原则。”[58]国民革命的目标是针对社会上的所有人，不能为某一阶级而牺牲另一个阶级。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特别强调各阶级的人要抛弃其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其兽性，恢复其人性。
戴季陶说孙中山民生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基础是《中庸》和《大学》这两本儒家经典。孔子的“这一个民生哲学的理论，就是二千数百年后创造中华民国的孙中山所继承的理论。孔子的理论是甚么呢？我们可以从两部书看见他的系统：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他在《大学》上面，说明《大学》的系统，是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晓得孔子对于一切事物，是以客观的认识为基础的主知主义。意、心、身、家、国、天下，是格致的体，是所格之物；诚、正、修、齐、治、平，是格致的所致的知。再就修、齐、治、平来看，我们可以晓得孔子的思想，注意全在民生；就他所说的性质来说，可以叫他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59]。这个连带责任包括个人对家国天下，家对于国与世界，国对于世界，以及其对立面反过来的责任。由此，民生主义并非老子式的个人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是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不同国家的共同前进。
儒家传统中的确有“正德利用厚生”并重的思想，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只有正德一面被充分展开，而利用和厚生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因为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之间始终存有许多界线。而将《大学》和《中庸》与“民生”相联系多少也有些牵强，但戴之论说并不是进行学术梳理，而只是政治言说。站在将国民党意识形态儒家化的角度，他进一步将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与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社会主义对接起来。“‘孝’‘慈’是中国伦理上最紧要的事；但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中国古代伦理的极致。所以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并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60]
三民主义之儒家化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理念，戴季陶比较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性向度，并从批判性并不能替代建设性来说明三民主义才是中国所应该遵循的政治理想。三民主义的原始目的是要恢复民族自信，“三民主义之终结的目的，在对治全世界的由资本主义而发生之社会病，以全人类之共同努力，建设新共产社会，完成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大同世界，就是要造成‘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世界。……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目的相同，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先生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又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学家，不是社会生理学家；’这四句话是研究民生主义的人，最要注意的格言”[61]。
孙中山通过病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不同，来说明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在诊治社会弊端时所采用的方法的差异，对此，戴季陶也并不是完全否定马克思的学说，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马克斯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中山先生的民生哲学，不但是可以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并且把一切的革命历史，都在这一原则下面解释出来。”[62]所以，戴季陶反对暴力革命，强调协作，甚至是对抗阶级之间的协作，认为只有协作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途径。
对于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实践，戴季陶认为不但不能证明共产主义的成功，反而是可以证明三民主义的成功。[63]对此，他在《知难行易》一文中有具体的说明。他根据俄国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新经济政策”来说明“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什么叫新经济政策呢？共产主义者为要维护他们惯用的理论，于是用种种方法去说明他，而其实际新经济政策，依然是欧洲行社会政策的国家里面所采用的很普通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所赖以实行的机能，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机能”[64]。
他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那里找到了依据，指出即使共产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其经济政策的理想性必然会对现实的有效率的经济规律妥协，不一定会把共产主义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