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与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儒家化
蒋介石一度对苏俄也十分推崇，一直希望有机会访问苏联，因此，当苏联1922年邀请孙中山访问的时候，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期待，派遣蒋介石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向对方介绍了孙中山的建国设想以及作战路线物资需求等一系列情况。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属于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蒋介石的代表团也受到重视。1923年11月25日，蒋介石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介绍了国民党所奉行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对于世界革命的看法。蒋介石说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三民主义原则是最为适用的。蒋介石强调了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苏联期间，因为蒙古独立等问题的分歧，蒋介石改变了他对苏联的看法。首先他怀疑“俄党”支持国民党的诚意。蒋介石错误地认为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是帝国主义的改易名称而已，并秘密向孙中山报告说，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未来最大的敌人。[73]他在1924年给廖仲恺的信中说，对于俄国共产党的认识要分清“事实与主义之别”，意思是说俄国共产主义的信念固然可信，但俄国的实际所为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俄国人不是替天行道的圣人，“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蒋认为俄国对中国的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所以“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7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苏联方面很笃定地认为蒋介石是个左派，因此，作为联俄政策的成果之一，苏联支持建立黄埔军校，而蒋介石因被苏联和国民党内部两边认可而被任命为校长。
从目前公开发表的材料看，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期言论支持孙中山的联俄的方针，这也说明蒋介石十分懂得以政治需要来掩饰内心的真实判断。比如，在好几份黄埔军校同学录的序言中，他都说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虽然政治见解有差异，但作为革命力量应该像兄弟一样团结。1924年12月5日，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中他以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来解释革命的原则[75]，并由此来说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应该团结，而不能兄弟睨于墙。在这个讲话中，他还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兼容的，“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共产主义也。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吾并不望后死者入彼出此，尤不愿其较长争胜，冰炭水火以斩断我辈已死者之命脉”[76]。认为共产主义的发展与三民主义的成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国际革命而能遗忘共产主义者也。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中之一部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77]很显然，这些都是对孙中山观点的具体阐发而已。
对于当时国民党内所担心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所奉之主义不同，国共不能相容，或者三民主义将为共产主义所同化等说法，蒋介石还做了批驳，他说，容纳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不容改变。而三民主义如果在革命犹未成功之时就担心被蚕食，则是对三民主义缺乏信心。并且，他提出他自己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对共产主义则以诚意待之。[78]呼吁两党消除歧见，共同应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
不过，在主义之争中，蒋介石依然信仰三民主义，认为不能被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这些听上去很时髦的思潮所迷惑。1924年7月30日，他在对黄埔军校的学生讲话时，针对国民党内部所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指出三民主义不能被怀疑，“无政府主义，说得好听些，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说得不好听些，就是浪漫主义、退化主义。但是本党很老的同志，如李石曾、吴稚晖、张溥泉诸先生，论他们的操守道德，差不多都是可以作本党的模范的先进。他们从革命以来，没有争过一些权，也没有夺过一些利，永远是一个纯粹的革命党，可是他们也是相信无政府主义，就是我自己也经过这一个思想阶段”。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过于浪漫，不但不能救中国，而且会是祸害中国、灭亡民族的主义。现在“才知道想救中国，非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可”[79]。
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互搏的混乱局面，他认为要以三民主义来凝聚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为了排除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他也与戴季陶一样，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并认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会产生“两个中心”的矛盾。1926年4月21日，蒋介石宴请第一军党代表及CP官长时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而且一定发生冲突的，这个冲突，无论大些小些，总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一个团体里，有两个中心，有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不但不能坚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现在国民党里面，几乎有二个主义，这种现象一定是自相矛盾，会发生冲突的。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认定现在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三民主义，这是无论哪一个革命党员皆能从客观而认识的，所以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环境需要，一定是三民主义，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义工作才好。”[80]蒋介石说：“我们要在20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主义，只有依照总理的遗教，拿三民主义来作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了。”[81]而虽然与蒋介石在许多政见上存在分歧，但到1927年，汪精卫开始检讨说，那个时候维护国共合作，批评蒋介石是为了不破坏北伐。汪精卫在这个时期的讲演，特别是1927年7月15日的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他一反以前的态度，专门讨论了“分共”的问题。汪精卫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等，并强调了三民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主导性，提出“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82]。同一次会议上，孙科也认为容共的政策是失败的，不但没有让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化，反而是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了，所以要主张要“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这事实上是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违背。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京香山碧云寺致《祭告总理文》依然在为他的违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而开展“清共”做解释。文中说：“总理昔日为集中革命势力而容共，为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而联俄。乃自总理逝世，中国共产党竟忘服从三民主义之前言，压迫本党，恣行捣乱，破坏革命，加害民生。我同志为保持国民革命之目的，于是有去年四月之清共之举。”在清共的同时，也断绝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83]。蒋介石的“清共”是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滋长的结果，而“纯正三民主义”则是其理论上的后盾。正如陈独秀所说，国民党要掌握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这并非戴季陶个人偶然所为，乃是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做出的努力，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就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84]在孙中山逝世之后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谁掌握了三民主义的话语权，谁就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政治合法性的先机。[85]因此，区隔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化三民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关系，既迎合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倾向，也是以文化心理的亲近感来寻求国民支持的手段。因此，蒋介石强调所谓的“革命”就只有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革命。[86]1925年1月3日，在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中，蒋介石说：“社会的进化，是天天在那里革命的，革命如停止了，社会就不能存在，试看历史上没有那个时代不革命的，所以我们非革命不可。……革命党所做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就是杀身成仁的圣贤事业，所以我们要做圣贤，就要入革命党，不做革命党成仁取义的人，就要做反革命当不是人做的事了。”[87]
蒋介石想夺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要强调国内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一个。继而他认为学校教育的核心是革命，这个革命，不但包括政治、军事、社会，还包括自己的革命，实质上就是要让学校成为国民党教育的延伸。1926年5月3日，对广东全省教育会代表演讲革命与教育的关系。“现在的潮流，已成为革命的潮流，无论何事都要革命。政府不良，人民要革政府的命，学校不良，学生要革学校的命，个人自身不良，自己也要革自己的命，这才可免于退化之归。”[88]
在蒋介石获得政治上的掌控权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有所动作，比如，由何炳松等发布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运动就被认为是国民党宣传机构的策动，其目的是用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来对外应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欺凌，而对内则要消除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
在政治层面，蒋介石继承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所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路。在他基本掌控政权之后，确立了训政时期的政治纲领，确立了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策略，并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为了增强党员的服从意识，蒋介石发动了一次以“军事化”倾向来强化国人的纪律性的运动，称之为“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作为一个政党推动的社会运动，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动机。首先，从国际上说，德国和意大利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迅速恢复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的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根据蒋介石自己的总结，他认为德、意两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原因在于国民对于秩序和纪律的尊重。“义大利和德国，他们何以能够很快的完成革命建设新的国家，而我们的革命到今天要失败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于一般国民知礼与不知礼……在德、义两国，他们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严守团体的纪律。”[89]而更为直接的国际原因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了东北，日本在那里扶植了“伪满洲国”，举国上下都认为这是国家莫大的耻辱，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要求民族复兴的社会思潮。
从国民党内部看，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势力和中央政府之间不断爆发种种冲突，地方割据依然严重，塑造新的统治权威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传统权威中心丧失后，形成多元中心。在中国，由于传统帝制的推翻，导致此项危险的明显化。共和政体虽已建立，然而整个政治、文化未能跟着进步，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共和政体难于引起他们的认同感。因此，有袁世凯的帝制，溥仪的复辟，及军阀的混战。北伐结束，只象征表面上分裂的结束，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仍未能巩固。地方军人在感到利益被剥夺，就起与对中央对抗。”[90]而蒋介石试图通过新生活运动，借助儒家道德的宣传，引导军队和民众的服从意识发动新生活，来强化自己的统治。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培养国民新的政治忠诚，虽然内心服膺阳明心学，认为只有激发道德意识才能完成政治意识的落实，但在实际的操作中，蒋介石更侧重于对于儒家“规范伦理”部分的提倡。所以，新生活运动的基调是恢复“礼义廉耻”这些传统规范。
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对“礼义廉耻”进行重新解释，试图建立一套以礼为中心的行为规范。
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谓之定律。理之在社会中者，谓之规律。理之在国家者，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的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礼——即合于自然定律，社会规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
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谓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者，知也。即知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乎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之谓切切实实的觉悟。[91]
在蒋介石看来，礼义廉耻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由于被否定而沦丧，导致中国人在世界上被轻视。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礼义廉耻的意识，国民的精神力量难以养成。军人因为不讲礼义廉耻，而战斗力低下。蒋介石认为日本在近代的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们在道德教育上的成功。[92]除了理论上的阐述，蒋介石还试图重建礼制，包括国乐馆在内的民国礼乐文化建设也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相继建立起来。
新生活运动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必然会被蒋介石强化。他在一次讲演中说：“总理讲三民主义讲了几十年，何以他不先著一本三民主义，而最先著《民权初步》呢？就是看了中国人一点不懂团结生活的秩序，不懂礼节，所以要先著这本《民权初步》，拿社会上一切礼的基本来教导一般国民，《民权初步》，包含了一切礼的精神，实在是最完善切用之‘礼’的实习。如果大家连《民权初步》都不知道，那末，一切社团的活动，便全无礼法，什么团体社会组织都不能成功，国家格外不必讲。”[93]而且他自己还以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身份自居，他回忆1924年在广州听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道：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讲了六讲，而民生主义只讲了四讲。所以，他要把最后的两讲补上。补充的第一讲主要内容是“育”，包括养育和教育。第二讲的内容是“乐”，即如何过上快乐的生活。礼乐并行的大同社会是民生建设的物质精神条件和最高理想。
我们知道孙中山所设定的最高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其源头来自儒家经典的《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之论。蒋介石在补充这部分内容的时候，直接借助了公羊三世和大同小康的思想。他说，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大同社会，但“礼运篇的大同社会，并不是我们一步可以到达的，春秋公羊传有‘三世’之说，礼运篇亦有‘三世’之说。这三世就是我们到达大同社会的三大阶段。公羊传的三世：一是据乱世，二是升平世，三是太平世。礼运篇所说‘幽国’‘疪国’‘乱国’，就是我们建设大同社会首先要削平的各种变乱”[94]。蒋介石所指的“乱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说削平乱国，社会安定之后，就进入了升平世，到社会发展到最高程度，就实现了大同世，并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由小康进入大同的阶梯。
陈立夫也试图将新生活运动与民生史观建立起联系，以保持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和现实之间的关联。他说：“民生史观是新生活的哲理基础。其次，生活的要素，是要物质与精神方面的。以往在哲学史上只见到二者的一面，于是发生了‘唯心’与‘唯物’之争，实际都是错误的。民生史观是同时承认‘心’与‘物’的重要，而求平衡的发展，没有偏重；新生活就是采取这个原理，分别应用‘唯心’与‘唯物’的见地，一种不同的场合，以求人类生命的光大。因此，新生活的根本思想，既不是‘唯心’，亦不是‘唯物’，而是‘唯生’。所以新生活的方法，是纳‘礼义廉耻’诸美德于‘衣食住行’之中，以求民生之解决。”[95]这样就把孙中山的思想看作是超越了唯物和唯心之争的更高的哲学创造。
在国民党的宣传体系中，新生活运动更多地被描述为一场民族复兴的运动，是一场以民族精神为基础的国民总动员。于右任先生说，蒋介石“承继总理复兴民族的遗教，为了提高民族精神，发扬民族历史，文化，和恢复民族固有美德，遂……发起新生活运动，以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四维，做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并说：‘四维既强，国乃复兴。’”[96]并以忠孝等作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勇敢的新的解释。
无论有多少理论和现实的目标，新生活运动更应该被视为是一种军事动员。新生活运动有很多具体的行为措施，比如说推行军事化、艺术化和生产化，但是最核心的诉求是培养国民的服从精神，蒋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中说：“新生活运动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行动都能够整齐划一四个字。这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现在普通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97]这样就能让国民个人共同一致，保种强国，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
艾森斯塔把蒋介石的这种做法，称为“新传统主义”，典型地体现出对现代化反应的第二个阶段的特性。“在最普通的符号层次上，他们的领导人物倾向于以传统方式建立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集中权力形态。而传统的方式是，降低那些较富创造性团体发展出来的新的符号和整合取向的可能性。这些领导人物，特别重视在制度范围上的传统趋向。这很明显地说明，起码在态度上类似传统政权。”[98]
新式的政治架构和传统的政治理念，使得民国政治混乱和驳杂，但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有一条线索贯穿，就是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在面对日本侵略危机的时候，得到了强化。但国民党的理论创造并不能坚定地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时代主题上，因而其民族主义的诉求落入到为谋取自己的政治忠诚的筹码，难以获得民众的真正支持。而且，还与五四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思想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对立。如何在时代的命题面前，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从而探索出具有民族特色、为大众所能接受、并蕴含着科学精神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做出了他伟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