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固执的敌对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共和政体确立，各种政党蜂拥而起，然真正有独立的政治立场和民众基础的政党并不多见。这样的现象也是康有为、章太炎在各自的建国目标下所担心的局面。康有为的观念很坚决，他说革命党要为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混乱负责，那种违背国民的政治能力的制度移植并不会成功。但康有为及其弟子们也并不准备遁迹山林，而是试图建立政党来参与民国初期的政治建设，康有为在与陈焕章讨论孔教会的事宜时就提到，主张保皇的政党可能难以获得民意，所以先建立孔教会以获得群众基础。
逐渐成为建国元勋的章太炎依然没有忘记讽刺康有为及其弟子们。1911年10月，他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光华日报》上分三期连载《诛政党》一文，对民国初年蜂起的政党现象进行嘲讽，认为这些政党“自浮夸奔竞，所志不同，源流亦异，而漫以相比”[104]，无非是试图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取利益而已。他所讽刺的七类政党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党。
在文章中，章太炎说康有为治公羊学，远不及戴望，却因为写《新学伪经考》暴得大名，吸引门生千数，以大儒自居。然后给清帝上书，得到关注，自炫“受殊知”。事败之后，苟且逃生。及至海外，欺骗华侨捐款，供自己挥霍。“政府立宪，意别有在，辄为露布天下，以为己功，乘此以结政党，谓中国大权，在其党徒，他日爵秩之尊卑，视今政进钱之所多寡，贪饕罔利，如斯其极。”[105]至于汉族人的生死却从不计较，欧游期间，“舟车馆舍，比于王侯”。章太炎也说梁启超：“若夫学未及其师，而变诈过之，拾岛国贱儒绪说，自命知学。作报海外，腾肆奸言，为人所攻……文不足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凑，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后生好之，竞相模仿，致使中夏文学扫地者，则夫已氏为之也。”[106]这篇文字以异于章太炎所惯常的典雅生僻文辞，直将康梁师徒斥为将导致汉种灭亡的第一妖党。
康有为和章太炎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具思考力的思想家，或许是成名更早，社会影响更大，加上无论政治生涯沉浮飘荡也不影响康有为铺排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激发章太炎之“好斗心”，甚至直接影响到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他的学生回忆说：“先生治学严谨，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有时失之过激，往往为人们所不理解。这中间包括继承汉学家法坚守经古文学营垒；以及对今文的运用抱审慎态度和对甲骨文的出土抱怀疑态度，等等。所有这些，与其说是‘保守’，勿宁说是由于‘严谨’而失之偏激。而且先生这种偏激之情，又往往跟他的政治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的。在先生跟我的言谈当中，时时流露出折中情绪。例如，对康有为的经今文学家观点的敌视，往往跟憎恶康的维新保皇相纠缠。推广之，乃至康尊北碑，先生则倡法帖；康喜用羊毫，先生则偏爱狼毫。”[107]
这一点，章太炎自己也是承认的，直到章太炎逐渐从政治风云中隐退而回归传统书院式的教学方式，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偏执”态度。在1922年给柳徵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因为跟康有为学问、为人的不同而产生的“对立情绪”。他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弛，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亦由平情斠论，深知孔子之道，非长素辈所能附会也。而前身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又平日所以著书讲学者，本以载籍繁博，难寻条理，为之略陈凡例，则学古者可得津梁。不意后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108]在这个时候，他反思自己因为反对康有为而对孔子过于尖锐的批评以及因强调史学而导致人们对于经典的忽视，甚至重新强调读经的必要性。
章太炎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弟子们，除钱玄同之外，大多数章门弟子对康有为也没什么好的印象，行文多有讥讽。比如作为章太炎最为看重的学生黄侃，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读到报纸关于康有为的报道时的一个反应，他说：“见今日汉口《大汉报》载：杭州伶人演剧，名曰《光绪帝痛史》。康长素方寓西湖丁家山，入城观是剧。演至戊戌政变之际，康在坐痛哭，哭声与剧中之君臣相应。观剧者不观台上之优孟，而注目于坐上之叔敖。康归，有诗记其事，决非赝作。周狗唬而沐猴舞，殆不悉世间有廉耻事矣。……劝子幽母，利用童昏之帝，以肆篡窃之谋，轻率致败，党中死者数人，同身独敖游海外，箕敛金钱，以自存活，抑独何以哉！”[109]这里对康有为的批评与章太炎在《诛政党》中的说法完全一致。
章太炎与梁启超的关系十分复杂，有分歧，也有合作，需要另文详述。但对梁启超的学术，章太炎多有微词。这点也影响到他的弟子们对梁启超的评价。同为《黄侃日记》中记载道：“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造以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庄为蒙人；诸葛，阳都；道安，扶柳。楚国惟善以为宝，宁不欲致彼众贤？君子不轻去其邦，恐不必玩斯芳草。”[110]黄侃说楚国都城有四处，老子、庄子、诸葛亮和道安分别出生于不同的地方，而不是现在的武昌，并借用屈原的诗句来劝告梁启超不要随意谈论自己不熟悉的事物。
（致谢：该章的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高思达博士的帮助，尤其在文字和引文的订正上，费心尤多）
【注释】
[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2]章太炎在《瑞安孙先生伤辞》中说：“会南海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诋古文为刘歆伪书。炳麟素治《左氏春秋》，闻先生治《周官》，皆刘氏学，驳《伪经考》数十事，未就，请于先生。先生曰，是当哗世三数年，荀卿有言：狂生者不胥时而落，安用辩难？其以自熏劳也。”（见《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
[3]茅海建：《康有为〈我史〉笺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2页。
[4]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四章，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5]章太炎：《与谭献》（三通），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4页。
[6]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8页。
[7]黄兴涛编：《辜鸿铭文集》上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320页。对于辜鸿铭所提出的有人将张之洞的《劝学篇》看作是支持康有为变法，并非无据。其实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是改革的方式问题。刘梦溪先生认为《劝学篇》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希望在不失去自身文化特性下的渐进式变革。在张之洞等人看来，民权和平等所颠覆的是纲常，乃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刘梦溪先生进而指出：“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见刘梦溪：《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载《中国文化》2002年第十九、二十期，第46页）
[8]陆胤说：“张之洞善于将新学家说吸纳为一己观点，与此同时，又注意过滤掉其中不符合自己利益、身份的主张。”（见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9]章太炎：《自订年谱》，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37页。
[10]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一九一四年五至六月间），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6页。
[1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38页。
[12]章太炎：《识康有为复书》（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13]刘禺生：《章太炎被杖》，载《清代史料笔记：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7页。
[14]该《寄康氏书》，乃由彭春凌教授发现的《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日汉文第12版而加以整理的。（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436页）
[15]康有为：《康氏复书》，见《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载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9页。
[16]章太炎：《识康有为复书》（一八九九年一月十二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05页。
[17]章太炎：《答学究》，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56—57页。
[18]《客帝》一文载于《訄书》初刻本，1904年重订本出版将此文刊落，并著文《客帝匡谬》，以示与自己过往的政治立场告别，也就是与清政府彻底决裂。
[19]章太炎：《客帝第二十九》，载《章太炎全集·訄书初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7页。
[20]刘巍说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时期受康有为影响巨大，所举例子即是《尊荀》和《客帝》二文，章太炎在《孔子改制考》中，就认为荀子之“后王”即孔子，此为章太炎在《尊荀》中所接受；而在《客帝》中接受以文王为孔子，以孔子为天下之共主，也受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的影响。（见刘巍：《“今古文辨义”：康有为、章太炎的经学争议与现代人文学术》，载《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5页）
[21]彭春凌说，以孔子后裔为天下共主与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排满主张不矛盾，反而能为其革命主张提供基础。在“革命”与“一统”这样的儒家基本价值上，康有为和章太炎有着共同之处，相比与日本所建构的天皇符号，他们的思考里始终存在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思考维度。（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3页）
[22]对于戊戌变法前后湖南的新旧之争，可参见刘梦溪的《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一文，载《中国文化》2002年第十九、二十期。
[23]苏舆：《翼教丛编》序，载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4]叶德辉：《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第165页。
[25]茅海建：《康有为〈我史〉笺注》，第627页。
[26]王先谦：《王祭酒致陈中丞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第160页。
[27]曾廉：《应诏上封事（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2页。
[28]章太炎：《翼教丛编书后》，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51页。
[29]章太炎：《翼教丛编书后》，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51页。
[30]彭春凌说：“当章太炎的‘孔子’凌驾诸圣之上、成为创制‘真’儒术之‘素王’时，章太炎已经决意以是否‘敬天明鬼’为依据，要和康有为进行一场‘孔子’的争夺战。”（见氏著：《儒学转型与文化新命》，第109页）
[31]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序》，载《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2]章太炎：《儒术真论》（一八九九年八月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65—166页。后来，章太炎极力要把“素王”中有德无位的意思解构，他在《国故论衡·原经》中云：“盖素王者，其名见于 《庄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 《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见章太炎著，庞俊、郭诚永注：《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6—257页）据马勇的整理，与庞注略有出入：“盖素王者，其名见于 《庄子》，《天下》篇。责实有三：伊尹陈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为素王；《庄子》道玄圣素王，无其位而德可比于王者；太史公为《素王眇论》，多道货殖，其《货殖列传》已著素封，无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拟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称素王者，自后生号之。”（见章太炎：《原经》，载《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校定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页）这就是说，素王可以有多种含义，甚至也可以指那些“有钱人”。
[33]章太炎：《儒术真论》（一八九九年八月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166—167页。
[34]谭嗣同：《仁学》三十一，载《谭嗣同全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9页。
[35]谭嗣同：《仁学》八，载《谭嗣同全集》下卷，第299页。
[36]谭嗣同：《仁学·自叙》，载《谭嗣同全集》下卷，第290页。
[37]章太炎：《订孔上》，载《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30页。
[38]章太炎：《订孔第二》，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
[39]章太炎：《忧教第五十》，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294页。
[40]康有为：《意大利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74页。
[41]康有为：《意大利游记》，载《康有为全集》第七集，第375页。
[42]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43]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4—5页。
[44]章太炎虽是“国粹派”的重要人物，但他对于孔教会的态度并不能代表国粹派的一致立场。其实，国粹派虽然在很多方面与康有为等人相左，但在认孔教为国教方面倒是互通声气。针对当时诸子学受到重视的状况，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家思想）的影响应该要远远大于诸子学，而许之衡对于孔教的论述也特别值得注意，他反对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中的说法，认为孔教是宗教，并指责章太炎将孔子与刘歆并列，使孔子失去其价值。“孔子之为中国教，几于亘二千年，支配四百兆之人心久矣。而忽然夺其席，与老墨等视。夫老墨诚圣人，然能支配四百兆之人心否耶？夫以孔子为宗教家，徒以其乏形式耳。孔子之不立形式，正其高出于各教，使人破迷信而生智信也。除形式外，殆无不备教主之资格者。”他指出墨老等先秦诸子并不具备成为宗教的价值，而耶教虽然伟大，却与我们民族并不能契合，所以只要说到信教，就只能信孔教。“种族不始于黄帝，而黄帝实可为种族代表；宗教不始于孔子，而孔子实可为宗教之代表。彼二圣者，皆处吾国自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为吾全历史之关键，又人心中所同有者，以之为国魂，不亦宜乎？”（见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桑兵等编《国学的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4页、第56页）
[45]章太炎在《建立宗教论》中有云：“白日循虚，光相煖相，遍一切地，不为祠堂丛社之幽寒而生日也，而百千微尘，卒莫能逃于日外，三性亦然。云何三性？一曰：遍计所执自性；二曰：依他起自性；三曰：圆成实自性。”（见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23页）
[46]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29页。
[47]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40页。
[48]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40—441页。
[49]章太炎：《建立宗教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40页。
[50]1912年9月写了第一篇，后来文字有了大量的增订修改，于是在1912年10月写成了第二篇。
[51]康有为：《孔教会序》（1912年9月），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41页。(https://www.daowen.com)
[52]周军编：《陈焕章文录》，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60页。本文引用时标点有所调整。
[53]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00页。
[54]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03页。
[55]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02—203页。
[56]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03页。
[57]章太炎：《国学会讲学通告（一通）》，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39页。
[58]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9页。
[59]章太炎：《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篇，示国学会诸生》，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264页。
[60]章太炎：《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篇，示国学会诸生》，载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第264页。
[61]《康有为全集》第二集，第365页。
[62]章太炎：《征信论下》，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51页。
[63]章太炎：《尊史第五十六》，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64]章太炎：《尊史第五十六》，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324页。
[65]章太炎：《与王鹤鸣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53页。
[66]章太炎：《经的大意》（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讲于日本），载《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第99—100页。
[67]章太炎：《原经》，载《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校定本》，第231—235页。
[68]陈壁生：《章太炎的“新经学”》，载《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2期，第127页。
[69]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现在是民族主义时代，非此难以立国，并转告康有为、欧榘甲等人在文章中已经直接用“满贼”等词汇。（见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593页）
[70]章太炎：《客帝匡谬》，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71]章太炎：《正仇满论》（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222—227页。
[7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7页。
[73]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7页。
[74]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6页。
[75]章太炎：《序种姓上第十七》，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第169页。
[76]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8页。
[77]1899年梁启超作《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即从民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来使用国民概念，从而使“国民”有了新的现代政治学上的含义。
[78]汪荣祖认为章太炎之排满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宣传策略，并非一种信念，因此，不能将章太炎归入“种族主义者”（racist）。（见《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载氏著：《学人丛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7页）
[79]章太炎：《复仇是非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282页。
[80]章太炎：《学隐》，载《章太炎全集·检论》，第491页。
[81]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7页。
[8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8页。
[83]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9页。
[84]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5页。
[85]章太炎说：“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见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0页）
[86]汪荣祖说：“今古文经学岂能作为变法与革命思潮的分野？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恰恰是今文经学的发明。何以主今文经的康有为不排满革命呢？……惟独主古文经的章炳麟要大力排满呢？所以，纯从经学的师承来说明政治动向，是讲不通的。长素倡导变法维新，非全赖今文经学；太炎宣讲种族革命，更非寄托于古文经学。传统的经今古文门户之争原不能涵容康、章两氏的政治思想。”（见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87]刘巍：《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对章太炎早期经学思想发展轨迹的探讨》，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80页。
[8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1页。
[89]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1页。
[90]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3页。
[91]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7页。
[9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78页。
[93]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6—317页。
[94]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5页。
[95]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0—321页。
[96]康有为：《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34—349页。
[97]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3页。
[9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载《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4页。
[99]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2页。
[100]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184页。
[101]章太炎：《答铁铮》（一通），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第255—256页。
[102]章太炎：《国家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84页。林少阳指出：“章太炎《国家论》对‘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处理似乎比较含糊。章太炎在高扬个体价值上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相近，而对代议制与金权等关系应如何处理上又与自由主义对宪政的理想化有距离。章太炎主张法治，并不反对宪政本身，只是对主权、国家权力的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思考。在认为国家是压抑个人的装置方面——因为在理论上根本否定国家方面——他更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相近。”（见林少阳：《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0—301页）的确，林少阳看到了这些矛盾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含糊”，而是复合层次的呈现，体现出自相矛盾的样子。
[103]章太炎：《五无论》，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455—458页。
[104]章太炎：《诛政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80页。
[105]章太炎：《诛政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80页。
[106]章太炎：《诛政党》（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第381页。
[107]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载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61—462页。
[108]章太炎：《与柳诒徵》（二通），载《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下）》，第971—972页。
[109]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110]黄侃：《黄侃日记》，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