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从效果而言，梁启超的言论以破坏为特色。不过，对儒家思想他始终是褒贬并举。在影响巨大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在谈到儒学统一时代的到来所产生的影响时认为，儒学对于中国人的风俗、名节和民志的确立意义重大。他列举说：“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也。”儒家以名教行世，把名节看作是公私道德的根本，并转化为社会风俗，这样便抑制了人们求利的冲动。“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也。”儒家虽以大同为目标，但发展却不可躐等，小康是通向大同的必经之路，这样，小康社会秩序也有其合理性。
而在不良后果方面，他也提出两条：“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则君民权限不分明是也。……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规劝君主要行仁政和体恤民意，这固然是儒家所坚持的，若民无权制约，如或有君不行仁政，那些劝说就没有任何的效果。因为君有权而无义务，民有义务而无权利，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政体，是“儒其名而法其实也”[10]。
还有一项不良的后果是“一尊定而进化沈滞也”。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梁启超坚信只有竞争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政治上的权力独占谓之专制，而不容别的学说之发展的思想控制也是专制。儒家思想的一尊造成了中国的思想专制，这虽非孔子之本意，“夫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11]。应该说，这个评判还是比较公允的。
梁启超对儒家思想进行更为仔细剖析的是《新民说》，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至二十二号，五十三至五十八号）、《保教非所以尊孔》（二号）一样，《新民说》（第一至十四号）也是《新民丛报》时期的作品。(https://www.daowen.com)
梁启超《新民说》的写作，是在流亡日本时期大量接触当时在日本影响巨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的作品后有感而发的。一直致力于制度变革却以失败告终的他深感国民的素质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期待塑造一代新的国民，就要从道德和价值观上入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要发展，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关键在于国民的素质。他比较中西差异之后，指出西方之所以获得成功，关键是有其国民素质和价值观念做支撑。他希望中国的国民也具备这样一些“长处”，所以要“新民”。
由此可见，《新民说》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对中西不同道德和价值观念之间所进行的对比，并取长补短。所以，在书的开头，梁启超就宣称：新民是要面对内政和外交这两个当时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新民”并非完全移植外来的价值，而是面对内政疲弱和国际上的“民族帝国主义”，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国民”。“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 ，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2]并说，他既反对墨守成规的保守，也反对“心醉西风者流”。但是从作品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倾向性，他更多的是要用西方近代的观念来“革新”中国人的观念，而“淬厉”本有道德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展开。
《新民说》中与儒家思想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是讨论天下国家观、公德、私德之辨和自由民权意识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