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明”与“野蛮”
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而我们所看到的实质上是一个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并且如果说晚清的知识群体还存留有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的话，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却是一个以欧洲的“文明”和“进步”为衡准所建立起来的新的世界秩序。[15]
然在20世纪初大量国人出国留学，以及严复等人开始系统翻译西方的社会政治著作之后，中国人一方面逐渐被“欧化”的情绪牵引，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些我们引之为榜样的“文明”国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这是《金铁主义说》最能体现杨度思想之层次性的价值预设。
杨度说，自从达尔文和赫胥黎以生物进化为基础，提出优胜劣败的思想之后，进化论的影响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这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文明”的评判标准。在他看来，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当数瑞士，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但因处于列国竞争之交汇点，以条约确定其为永久中立国。不过，“夫居此野蛮之世界，而无兵力以护国权”，那么对外扩展就不可能，由此，瑞士仍是“非自力之生存，而他力之生存”[16]。
故他对瑞士是否可以永久作为“中立国”而存续表示怀疑。在生存竞争面前，所有国家都必须不断壮大自己，从而即使文明国也会带“野蛮之性质”。他以美国为例，指出其已逐渐放弃均衡性的门罗主义而改行帝国主义，把菲律宾和夏威夷纳入其版图。
杨度在论述中，将欧美的经济发达国家称之为“文明国”，而欠发达的国家则为“野蛮国”。文明和野蛮的区分标准并非秩序和道德之高低，而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这种经济和军事竞争，不仅发生在文明国之间，亦存在于文明国和野蛮国之间。具体到中国，又被动地卷入了这些不同层次的竞争之中。“而中国之所处，则正在各文明国相互为经济战争之涡中，又正在各文明国与中国相对为经济战争之涡中。盖彼等之所谓文明国者，其实质盖无一而非经济国，又无一而非军事国，合言之即经济战争国也。”[17]虽然并不如章太炎那样，从善之进化、恶亦随之发展的“俱分进化论”来解构进化论历史观的“公理性”，杨度是从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来揭示国家对于国民的责任，而内在地蕴含了对其他国家的“野蛮”特征。也就是说，不能从道德的善恶维度这样单一的标准来理解国家的特征，判定是“文明”还是“野蛮”。要从其不同的功能性特征来分析“国家之间竞争”所需要的多重面向。也就是说，不能从善恶的道德维度来理解国家的特征，而是要从能否承担给国民的义务的角度，来判定国家能力。从而，在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唯道德主义是过于理想化的，并没有理解现代国家的本质特性。
杨度指出，要对国家的“文明”性进行判断，取决于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这两个维度。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欧美诸国，无论是实业的发展，还是法制的完备，称其为文明国亦无大错，然而，由文明国而构成的世界是否就是文明世界，则有疑问。杨度的结论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自吾论之，则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界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则惟理是言，对于外则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见之。”[18](https://www.daowen.com)
在杨度看来这些文明国的国内法，都秉持自由、平等的原则，不依靠强力去压制别人。但一涉及国际交往，则完全是另一种行为准则，是以军事实力和经济能力去获得利益的。
当时的一部分人对国家间的交往准则抱有幻想，因此对丁韪良组织翻译的《万国公法》持肯定态度，认为可以利用这些平等国家之间的权益和义务的约束体制来保护饱受西方侵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
但实际上，梁启超和杨度等人都不相信国际法能体现出一视同仁的“正义”性，甚至认为那只是强权的一种自我辩护机制。况且，对于国际法之法律地位至今仍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国际法是法律，因为皆是由主权者所制定的；也有人认为，国际法不属于法律，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事务最后是非的判定者，是战争的胜负，而不是道德或正义。既然没有一个高于国家的统治权之存在，那么，国际法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中国与世界诸国所签订的条约，都是“权利属人，义务归我”，虽然政府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但这就是强国对待弱国的方式。要改变中国在“新文明体系”中的处境，唯有自强一途。既不能成为西方的附庸，也不能再闭关锁国，要在与西方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杨度称这个方略为世界的国家主义（也称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杨度认为俾斯麦等曾经采取的以加强军事实力为核心的铁血主义，已经不适合于当时的世界格局，因为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既偏于野蛮，同时也必然会使国民遭受牺牲。经济竞争已是未来竞争的主要手段，要通过发展经济实力、发达国民之能力，刚柔并济。所以仿其名曰“金铁主义”，金为黄金，引申为货币、经济。铁谓铁炮，引申为军事。这两者并无主辅关系，而是互相支撑、互相成就。在竞争性的国际格局之下，已经不能简单地采用闭关锁国的策略，也不能牺牲国内以谋求对外，因此，就必须采取金铁主义。具体的方案就是，对内和对外兼济、自由和责任双行。
一、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
二、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