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与严复的选择
严复在1906年《政治讲义》的时候，已经开始批评那些听到自由便无端欢呼的状况。他对于自由的复杂性进行分梳的目的也是要说明，自由并非只是西方所独有的。而这个时候，他越来越把政治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身上，甚至是他自己很不喜欢的袁世凯。民国之后，他“被动”参与了为袁世凯复辟造势的筹安会和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为此，人们认为他完全放弃了自由的立场。
对于袁世凯，严复认为并不是最理想的人，但是或许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这是基于他对当时中国政治的十分现实的看法，他多次批评梁启超鼓动舆论，搅动社会，对何以治理国家，并无好的方法，所以，“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43]。他并不认为袁世凯是最好的领袖，所以当杨度问他，是同意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的时候，严复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他的答案当然是君主立宪，他被拉入筹安会自有被动的成分，但多少也符合他对于当时政治的一个看法。他叙述经过时说：“至于去秋（1914年秋），长沙杨皙子以筹安名义，强拉发起，初会之顷，仆即告以共和君宪二体，孰宜吾国，此议不移晷可决，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有圣者，莫之适从，武断主张，危象立见，于是请与会，而勿为发起。”[44]但是杨度还是将他的名字写在发起者那里了，事实上，虽然列名，但他并未实质性地参与其中的许多活动。
严复对袁世凯的为人也很不赞同，但是他依然认为袁世凯不失为一个好的过渡人选。“夫袁氏自受委托组织共和以还，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顾以平情冷脑，分别观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则？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单一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愚以谓使国有人，而以存国为第一义者，值此袁氏孤危戒惧之时，正可与之为约，公选稳健之人，修约法，损其政权，以为立宪之基础，使他日国势奠安，国民进化，进则可终于共和，退则可为其复辟（此时亦不相宜），似较之阳争法理，阴攫利权，似有间也。”[45]严复坚信复辟是当时最有效的改变中国混乱政局的办法，甚至认为袁世凯做得最好的事是解散国会。不过严复似乎不愿意将这些看法公开化，他在信中反复叮嘱熊不要将他的观点跟别人谈及。
严复的立场是明确的，他认为帝王和总统这些名号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断然相信中国的政体以君主为宜。“吾国今日之事，亦视力之如何耳？至于其余，大抵皆装点门面之事，虽史策之上，累幅盈篇，置之不观可耳！故问中华国体，则自以君主为宜。”[46]他甚至有点替袁世凯遗憾，认为要不是操之过急，复辟之事便可以成功。“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过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亦必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藉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47]
有趣的是，严复晚年的想法大多数与康有为趋同。“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他所谓的旧法，主要是君主制度。“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豫论者耳。”[48]这与康有为在民国初期对共和制的评价如出一辙。
严复，作为最早系统地传播自由理念的中国人，从他思想的前后变化来看，其立场似乎是一个不断放弃他对自由追求的过程，但是，就其基本立场而言，其实并没有变化，那就是在弱势国家实现“自由”是需要前提的，因此他强调群体的凝聚，强调个体对于有机体的服从，甚至不惜支持独裁人物来保证国家意志的统一。这样的认识不仅来自中国近代现状的刺激，也来自自由主义经典文本对于自由和民主限度的说明。
严复之思想悖论不是缘于他对于个人自由的忽视（史华慈），也不是他对于认知局限性的认识不足（黄克武），而是基于他对中国现实做出分析后的一种现实的选择。然而在五四新的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严复和康有为一样，他们对于极权和专制的幻想是因为不能与儒家思想完全切断联系，所以他们选择了彻底的反传统的做法来推进自由主义的理念。
【注释】
[1]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7页。
[2]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3]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第3页。
[4]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第17页。
[5]卢梭认为只要人民—知识与道德的基础形成公共的意志，而政府来使这些意志得以实现，那么政治权力、道德和个人自由之间就能达到和谐。
[6]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载刘桂生等编《严复思想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7]严复：《原强》（修订稿），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29页。
[8]张之洞：《劝学篇·正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9]严复：《庄子评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九，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10]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三，第255页。
[11]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三，第255页。
[12]严复：《论世变之亟》，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12—13页。
[13]对于五四中西古今之论与严复思想之间的继承性可参看陈来的《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见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7页）
[14]严复在给熊纯如（第三十封）的信中说：“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固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其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洪福。而康乃踵商君故智，卒然得君，不察其所处之地位为何如，所当之沮力为何等，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见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11页）
[15]严复：《政治讲义》，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六，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16]严复：《政治讲义》，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六，第52页。
[17]严复：《政治讲义》，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六，第45—46页。
[18]严复：《〈民约〉平议》，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471页。
[19]严复：《〈民约〉平议》，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473页。
[20]严复：《辟韩》，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38页。(https://www.daowen.com)
[21]严复：《〈社会通诠〉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三，第465页。
[22]严复：《辟韩》，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39—40页。
[23]他在《与五弟严观衍》中说，发表《辟韩》的《时务报》告知严复，张之洞见文后大怒，并让屠墨署名写了《驳论》。（见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51页）
[24]严复：《宪法大义》，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283页。
[25]严复：《〈法意〉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四，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207页。
[26]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33页。
[27]严复：《〈原富〉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二，第611页。
[28]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三，第10页。
[29]对此，吉登斯甚至认为，斯宾塞更可以成为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见氏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6页）
[30]严复：《进化天演》，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435页。
[31]严复译：《〈治功天演论〉（手稿本）·论十六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65—66页。
[32]严复：《宪法大义》，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283页。
[33]严复：《〈法意〉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四，第291页。
[34]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862页。
[35]严复：《原强》（修订稿），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32页。
[36]严复：《原强》（修订稿），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36页。
[37]严复：《〈法意〉第八卷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四，第128—129页。
[38]严复译：《〈法意〉第十七卷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四，第291页。
[39]詹姆斯·斯蒂芬著，冯克利、杨日鹏译：《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严复在英国期间，正值英国殖民的高峰时期，他显然是看到了自由理念的扩展，正如吉登斯所说“与其说促进了经济进步，毋宁说从一开始就与战争联姻同行”。（见氏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5页）也就是说，自由理念的扩展和强权的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划清的界限。这促使作为边缘国家一员的严复，对于普遍主义有一种逐渐增强的拒斥心理。
[40]严复译：《群己权界论》，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三，第263页。
[41]严复译：《〈法意〉第十一卷按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四，第206—207页。
[42]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言信欤》，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224页。
[43]严复：《与熊纯如三十八》，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324页。
[44]严复：《与熊纯如三十二》，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315页。
[45]严复：《与熊纯如三十》，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312页。
[46]严复：《与熊纯如二十六》，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306页。
[47]严复：《与熊纯如二十九》，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308页。
[48]严复：《与熊纯如四十八》，载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八，第338页。其实，即使是梁启超，后来也对他曾积极宣传的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实际效果做了一些反省，这也影响到他自己对于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的关系的重新思考。梁启超说：“外界之竞争无已时，则内界之所以团其竞争之具者亦无已时。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则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将为他群之奴隶，夫复何自由之能几也？”（见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载汤志钧等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7页）对此，严复后来说之所以梁启超之约写《自由平议》，目的就是为了破除对于自由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