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的分叉点
“经济”一词在中国本为经邦济世之简略表述。即使到晚清，大部分人使用这个概念依然指向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曾国藩有一篇名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其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按他自己的解释，“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1]。“经济”用以作为“economy”的对应翻译，与近代大多数学科名词一样，也来自日本，按照金观涛等人的研究，一直要到1905年之后，经济主要的对应概念才限定在“理财、税收、节用、奖励工商业”这些方面[2]，这样“经济”这一名词的内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经济”这个词的内涵由“经邦济世”转变为“理财、税收”这些为道学家所不屑的对象，意味着到晚清时期，随着中西冲突的加深，人们对国家治理以什么为本的认识有了转变，与以往偏重道德教化不同的是，理财、税收、工商等这些事务已是最让人关切的内容了。将财富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中国被西方殖民运动卷入全球市场之后，寻求富强就成为国家所首先要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财政体系崩溃，如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是现实的要求。(https://www.daowen.com)
彭慕兰认为：“几乎没有理由认为，1750年前甚至1800年前的西欧比同时代旧大陆其他各类人口密集区域有更强的生产力。当我们转向土地与劳动的要素市场时，我们发现了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中国看起来至少与1800年前的西欧同样符合新古典主义的有效经济制度的理论。”[3]历史的分叉点似乎在1800年前后，欧洲逐渐建立起“完善”的民族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而东方国家则没有。历史何以分叉，这是有巨大争议的论题，而为什么欧洲在近代的成功，亚洲及其他地区逐渐成为欧洲征服的对象，则是与前一个议题相关的、但又进一步延伸的争议点。在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的联合作用下，作为东亚秩序代表的中国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怀疑。
不过问题就在这里。现代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央集权，人们认为欧洲的成功是因为有效的市场和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出现，而这恰好需要政府的支持，民族国家体系应运而生。当市场需要突破国家的界限的时候，国家则是其最坚强的后盾，甚至是战争的发动者。这些在欧洲成功的“经验”放到中国则容易“语无伦次”。比如，当人们去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的时候，把原因定位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政府过于强大，对于私有财产抱有敌意，或是过于软弱，在企业家与其他社会力量发生冲突时，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这就是说，“集权”在欧洲成为市场的助力，在中国则成为阻力。
为了避免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人们需要更为深入地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人们发现清代虽然在政治上高度专制和集权，但在社会控制上，则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相对自治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地理上的广大区域所带来的控制上的难度，二是财政匮乏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灵活空间”。正如日本学者岩井茂树所言：“对于一个在空间和数量上拥有无比庞大社会的国家来讲，不论是它的政治体系还是财政体系，要将国家的法令和计划贯彻到方方面面来具体实现一元化的、集权制的理念，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国家，只能是一个由集权制的核心和分散而又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复合体。”[4]
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并不十分彻底，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土地税以及其他的盐、漕等收入，统一收到户部之后，再由户部分拨给各地。但这些经费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也不敷各地使用，地方政府及其附属于政府的成员就只能通过各种摊派和其他途径来解决行政费用和官员包括非体制内的官员的收入问题。由此造成一个吊诡的行为，即虽然清政府一直希望把农民的税负限制在比较低的范围内，但在普通百姓看来，地方政府是如此的腐败而又富有。
这样的体制虽然不够有效率，在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之前还能维持运转。然而当太平天国起义席卷清政府主要的财政供给区域的时候，清政府脆弱的财政体系被摧毁。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税收被上交，因此，由户部所例行的拨款变成中央给地方的“额度”，即财政支出的范围，而费用本身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筹集，由此，地方官员可以“合法”地增加新的税收或其他摊派来筹集资金，比如“厘金”，这也导致在原有的制度体系中产生了“次级制度”，最终成为瓦解清政府统治力的“地方势力”。
新的国家体系的形成，必须是旧体制难以维系，而促成新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的更大的动力来自于西方战争所带来的赔款和西方强大所产生的制度吸引力。这使人们对于自身的文明体系乃至士人的自身角色产生深刻的反思。
就价值体系而言，对于儒家的秩序理念是否能够应付新的政治格局，是晚清知识群体的矛盾爆发点，几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产生剧烈的争论。总体的趋势是新的观念不断传入，并在士人心中产生出新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以日益尖锐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观念，并因为清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日益稀薄而越来越多地获得掌声。
在鸦片战争耻辱性的失败之后，如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进而增强国家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已经成为魏源等人思考的重点。与传统儒家相比，一部分知识群体对于国家的政治秩序的首要目标产生了偏离，追求国家富强的实务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而研习心性的玄思则受到质疑。比如，魏源就对儒家的“王道”概念提出了新解。他说，只有不王道的富强，而没有不富强的王道。“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5]
虽然，一般而言，道德修养与经世、守边等具体事务之间是一种“内圣外王”式的逻辑一致，但传统儒家对于通过经济手段获得财富始终抱有疑虑。这样的争论几乎贯穿儒学发展的历史，比如汉代的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之间关于盐铁问题的争论，程颐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质疑。到了1940年之后，这样的争论愈发尖锐，尤其是倭仁和恭亲王奕对于同文馆改革的争论以及康有为与朱一新之间的争论都有很大的代表性。
但形势的压迫比任何的成见都更有力量。新的国家观念的传入，使西北中俄边境问题和东部的海疆问题改变了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夷夏观念，中国被迫加入万国竞逐的局面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如何化解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和寻求独立所需要的经济能力，则使得财政金融逐渐成为知识群体必须了解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