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和国家主义
孙中山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放弃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他在阐述三民主义理论时，也始终强调三民主义的传统来源，民族主义自不待言。他还将民权与民生结合，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目标混合。的确，我们可以从孙中山的论说中发现传统儒家的根源，而这也为其他现代学者所发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被沟口雄三称为“大同式的近代”。他分析道：“中国的大同式近代比起个人自由更志向于总体的自由，而这种排除个人自由即私人自利的、反专制性质的总体自由，由于排除个人私利的独特的共和原理，从而使民权主义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同时和经济上的总体的自由，即追求四亿人民总体的丰衣足食的民生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特征。”[65]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不过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比较而言，在大同的共同目标下，存在着如何看待国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在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等革命派所宣扬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经常脱不开干系，他们希望通过唤起汉族人和满族人之间的民族仇恨来激发人们推翻清政府的情绪。但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种族主义”便不再符合建立共和政治的理念，所以，在观念层面，民族主义便需要转变为“国族主义”，即汉族要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孙中山在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说中，特别指明了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天下主义固然是一种好的主义，但是不适合于中国当时的现实，在民族国家竞逐的时代，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第一步的。
戴季陶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解读首先延续了孙中山“救国主义”的思路，他从救国必先树立民族自信开始，从而强调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文化和国家的因素。他特别对三民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作了区分，以三民主义由国家而大同的社会发展顺序，来反对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超越民族国家的阶级理论。戴季陶指出，国家之为“国”是因为其有历史和文化的基础，而非由外在殖民力量所强制建立的“国”。他说：“国家主义所最尊重的‘国家’，是完全以武力威力做基础的，并非以单纯的民族为本位，而是以一民族压迫多数弱小民族为原则的。”[66]他认定“以一民族为基础来造的国，以人民全体来掌握主权的国，才是我们所要救的国，由国家来管理人民的生产事业，国家为增进人民的生活来发达产业，这样的国家才是我们所要建的国。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的意义，必定要在这上面去看，才能弄得清楚正确”[67]。在这一点上，戴季陶继承了孙中山对国际秩序中霸权主义的批判，但他寻求民族独立的方式却从孙中山的国族主义倒退到同盟会时期单一民族建国的民族国家理论。孙中山在投身革命的初期，固然用民族主义来激发人们推翻清政府的热情，但当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转向国族主义，体现了他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的认识。然当戴季陶利用民族主义来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时候，却以保护弱小民族的权利为由，忽视了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关系的多样化，从某种程度上，会导向大汉族主义，从而影响各民族团结对抗外来侵略的共同意志的建立。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思路，即先解决建国的问题，然后再建设人类共同生存的世界问题。三民主义的最终的目标是儒家的大同理想，这内在包含着各民族的平等和协作。“我们要知道，全世界一切民族的相互关系，已是很密切，故全世界的问题，要全世界人起来共同解决，要不然，便无从解决，不能解决。”[68]他指出民族主义是为所有民族的主义：“我们为什么一方对世界要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中华民族永远独立存在，永远发展进化，同时又对世界要求世界一切民族，均得到自由平等、独立存在、永远发展的权利呢？因为在世界上无一个民族能够离开其他民族而单独地生存的。我们是为民族的利益，不是为很少数人的利益，是为全民族、全体的大利益，我们要把全民族全体的生活问题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又要把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一切经济落后的民族的生活问题，同求解决，然后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所以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第一要以民权为前提，同时又要以民生为前提，若不是为全体人民政治的经济的权利，和政治经济生活实质的进步，则失了民族主义的意义了。故我们的民族主义系以民权的民生的为界线，而与他人的完全不同。”[69](https://www.daowen.com)
基于此，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不能建立在阶级意识上，更不能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戴季陶用“大同主义”来遮蔽“共产主义”，认为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是人性分析和阶级分析之间的差别。人除了有其不同的生存境遇之外，还有人之为人的共同点，所以，阶级的分析不能取代人性的分析。不能通过激发阶级之间的仇恨来掩盖人性中为善的一面。
他指斥阶级分析方法有其片面性，不能解释人类生活的全部。“先生所主张的国民革命，在事实上，是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但是这一个联合各阶级的革命，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的人觉悟了为被治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在资本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地主阶级的人觉悟了为农民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所谓‘成物智也’。一方面是要被统治阶级劳动阶级农民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所谓‘成己仁也’。先生认为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70]戴季陶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分析是片面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对于人性的漠视。
不过，当时也存在着通过强调阶级性和斗争性，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化的现象。这些片面的理解，通过共产国际的各种指令，也影响了中国早期的理论家对于人性和阶级性的思考倾向，将阶级性和人性完全对立起来。戴季陶也是据此来证明民生哲学“优越于”唯物史观。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戴季陶对于三民主义儒家化的解读，首先公开挑战了共产国际的理论以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也可以看作是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理论基础之一，极大地鼓动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的决心和勇气，成为“反共护党”的西山会议的先导。《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被国民党内的人士誉为影响堪比马克思和考茨基的文章。在黄埔军校成立的孙文主义学会也奉戴季陶为精神上的领袖。戴季陶的作品还直接使一些共产党员脱离了党组织。[71]戴季陶对于三民主义的解读也成为蒋介石的三民主义观的基础，更广泛地影响了民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蒋介石也把孙中山看作是儒家道统的现代继承人，他说，对三民主义，“戴季陶同志有一本专著，阐明得很是详细，凡是亲承总理教训的人，都承认他这本著作能真实表达总理思想学说的全部精义”[72]。如果说戴季陶的三民主义阐释构成了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内部三民主义解释的主流，那么蒋介石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和实践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