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
孙中山思想中最具符号性意义的内容就是“三民主义”。1905年10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1]1905年12月，冯自由首先在《中国日报》上开始使用“三民主义”一词[2]，为孙中山所确认。这便是“三民主义”简称之由来。第二年（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进一步解释三民主义之内涵：“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3]这就将三大主义与孙中山所追求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整体并进的目标关联起来了。
在晚清到民国的政权转移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复杂博弈，以及南北和谈过程中国民党[4]的让步，孙中山在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久，就被迫辞职，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这样，孙中山也无法将三民主义纲领转化为中华民国的政治纲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以及随后的军阀统治，孙中山认为作为革命目标的民权主义没有得到落实。所以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要推进国民的民主权利。随着对西方列强的侵凌的新认知，孙中山认识到三民主义是互相支撑的政治理念，于是，又逐步恢复三民主义并举的策略。
从成熟时期到晚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其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都有若干变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5]《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6]对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方略和阶段发展的描述更为具体。
1924年1—3月，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民族主义》系列讲演，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民族主义，同年4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编辑出版。
孙中山在演讲中，首先将三民主义定义为一种“救国主义”，只有实现国际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才算达到救国的目标。[7]对于民族主义，他指出中国古代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如果要救国，就必须建立国族主义的意识。这与同盟会时期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孙中山解释了为什么要用国族主义来取代种族革命的口号，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员，所以称为国族。[8]
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图发达、种族图生存的精神力量。但在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人失去了这个“宝贝”。应该如何恢复呢？孙中山提出的方案看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他说，要利用中国人的家族、宗族观念来唤起国民之间的凝聚心。“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家，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9]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孙中山也认为个人观念会影响人们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同。
由此，孙中山倾向于从民族的道德意识中去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持有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孙中山认为，我们若要恢复民族地位，首先就要恢复民族主义。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力量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孙中山强调恢复中国固有的团体，从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发展到国族团体；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10]这样导致了国民无所适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也系统而完整。孙中山认为，《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在修养的发扬到平天下为止，都发挥出来了。(https://www.daowen.com)
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在1924年的演讲中，他也反对世界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已经成为那些列强侵略弱小的借口，是有强权无公理，所以，要发扬中国传统的“济弱扶倾”精神，并以这样的态度推己及人。他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11]不仅仅是讲民族主义的内容，孙中山援引了许多与传统儒家相关的思想资源。在民权和民生主义部分，孙中山也注意强调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联系。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之所以选择复辟称帝，是受了一种成见的影响，即认为中国人没有民权的意识，最适合的政体是采用君主制。其实，中国古代民权思想很发达，只是没有见之行动而已。[12]
孙中山民权思想最富有争议的是对于“权”和“能”的辨析，孙中山的主权在民，但人们委托一些有能力的人来治理，这带有明显的“贤能政治”的色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密切相关，其中的考试和监察也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科举选官和巡察制度的优势。他说：“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余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13]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十分强调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要改变人们对他的政治主张的偏见。在辛亥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政治人物相信孙中山的理念背离了儒家传统，而拒绝跟他合作。例如，辛亥元勋徐绍帧曾劝说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吴佩孚答称：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谓为中国之固有，毋宁认为祖述泰西之为愈。彼不捃摭我国数千年来蓄积之文物，在传统的根柢之上，施以适应时地人之建设，乃骤然揭橥三民主义而拟施于固有文化有基础之中国，其不能及时实行固宜”。在吴佩孚看来，孙中山是试图把三民主义施于有独特文化的中国，因此，不太可行。“彼所理想之主义，迄于今日尚未见有任何给予于国利民福，目前干戈之扰攘、苍生之困厄，岂非数倍于彼所视为腐烂而成为打倒对象之前清末叶政府耶？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何物以裨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以标榜于外者，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彼不求传统之药方，而强用辛辣强烈之俄国猛剂，其失亦甚。孙先生联结俄国共产党，冀利用其学说组织，以谋自己事功之顺利，以为到时断绝其关系，取所谓‘飞鸟尽，良弓藏’之态度，则可坐收其利而不致遗患后来，其纯为理想，彰彰明甚。”吴佩孚甚至认为孙中山行事过于功利化，其提倡的三民主义也不能算是真心想实践的。“孙先生提倡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若单以主义而论，无一而非适切之主张。三民主义，由一面观之，虽为政治之题目，然概括而言，毕竟为权利之主张，若一面念及义务附随权利之真理时，则不可不考虑及于实行义务之训练方法。若徒唱权利以饵民，而不关心于义务训练，则作为一个实际政治家，势必使人民趋利，大局非土崩瓦解不止。枭雄张作霖曾对孙先生使者汪兆铭解释三民主义之际，漫然说及应加‘民德主义’，不为无见，盖民德乃指彻底之义务观念也。”“余信政治上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则认政治为一种技术。不知大学所谓治国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诚意正心修身，示人以万姓率由之轨范。余奉此信条而不渝，故不能与孙先生共同行动。”[14]这种评价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对于这种评价，孙中山自己也是了解的。有一次，针对别人对他“赤化”的质疑，孙中山生前曾在一次谈话中自辩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虽不肖，岂肯尝列宁等人之糟粕。况如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古代所留之小理想者哉。”[15]
正是因为三民主义所包含的多重解释的可能，造成了国民党内部对三民主义的不同解释，特别是他晚年力图学习苏联的政党组织原则的时候，他的追随者中产生了分化。在孙中山去世之后，面对共产国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国民党而言，三民主义是他们获得清晰自我定位的必要一环，由此，对三民主义的不同解释也就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