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念与“理财救国”
在接受了西强中弱的基本格局之后，不同立场的人所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向西方学什么、怎么学。最初，国人震惊于西人武器的精良，随之而来慨叹人才的匮乏，主张开办学校。到甲午战争之后，有日本作为参照系，人们相信日本的成功源自他们对于西方宪政制度的模仿，制度变革成为共识。康有为、梁启超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包括在义和团运动之后20世纪头十年的“新政”“立宪”）就是基于对西方制度追慕的反应。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在世界范围的“流亡”，尤其是康有为，足迹遍及日本、东南亚、欧洲、美洲，这些眼见为实的经历，使他能够立足于世界而回望中国。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仅开始全面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还具体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比如财政金融领域。
1904年写作的《物质救国论》标志着康有为对于中国落后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认为，与其讨论那些根本制度的改革，还不如将精力集中于具体的治国方略上。他断言，在同治年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其端绪的洋务运动不能做到“对症下药”，没有把握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不可能成功。他认为，中国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科技、工艺等的落后不能支撑国家在财富增长的方面的要求，中国的落后并不是制度和道德方面的原因。
在康有为看来，转变中国与欧洲的强弱对比的“动能”不在于“道德哲学”，甚至，崇尚竞争的欧洲并没有“文明”，而只有“武明”，西方国家总凭借其武器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于弱小的国家和种族进行欺凌和掠夺。相比之下，中国之道德教化冠绝世界。由此，弃绝自己的文明法度而模仿西方，是弃己之长而逐人之短。
在《物质救国论》中，康有为指出，欧洲近一二百年的强大关键在于其发明的新工艺及其背后的科学进步。康有为将之称为“物质文明”。“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于物质之中，先从事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夫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业学为之。”[6]基于此，康有为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首先在工业制造领域，国家如果要派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应学习其科学技术和工艺设计。国家应优先创设公司来从事武器和民用商品的生产。这样，制度改革应主要在明晰产权，鼓励私人企业来从事工艺和制造业的发展；在个人财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落实公民自治，建构新的财政体系，康有为将之称为“理财术”，并认为是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关键。
随后，康有为在这方面的思考越来越具体化。写于1908年的《金主币救国议》一书，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在那个阶段对于货币发展历史和当时货币制度的认识，并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掠夺有一个看不见的战争，即“货币战争”，如果不能有效回应这种借助“理财术”的财富掠夺，那么中国就很快会失去经济上的自主性。
在书中，康有为回顾了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并认为确立金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是人类商业活动的频率和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中国在明清年代基本上以银和铜作为基本的流通货币，这导致了1500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白银大规模地流入中国[7]，但因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改用金主币，而导致世界上银的使用量减少并进一步流入中国，这样，当西方国家以国际上不断落价的银来换取中国的物产的时候，中国会造成双重损失。首先，以银来决算，则实质上造成中国物产的贱卖；其次，银大量流入中国，则导致中国物价的上涨；第三，中国货币的贬值，则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将付出更多的学费，购买国外的机器也需要付出更多的费用。“二十年前，各国未改金币，故未见大患；积今十年，外银无用而倒入，外债日加而偿出，二者交汇伏流，至今乃大发溃。若今不及改，二三年间，全国可破产而乱亡。”[8]
因此，要使国家强大，则必须学会“理财”之术。尤其是在货币体系方面，应该与主要经济体保持一致，确立以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除确定金主币之外，康有为认为国家应建立银行体系来使货币得以正常流通，集中分散的资金。“银行之用，其在都会者，汇兑为主；其在乡野者，劝业为主。如乡野骤未能立银行，则乡野中皆有当押之店，宜令其资本报官而核之，令暂充银行。”[9]康有为认为应发行纸币，来取代铜钱。纸币携带方便，有利于商业的拓展。国家可以通过利率来调节纸币的发行量，也可以适当地超发以增加流动性。不过，纸币的缺陷是在面对经济危机之时，政府通常会“妄发纸币”来增加货币供应，直接后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纸币减价，商务紊乱”“物价腾踊”，缺乏国力支持的纸币难以在国际上流通，因此，在对外商务活动的时候，会要求以“所备实金”来偿付，最终导致货币信用的进一步崩溃。[10]从上述论述来看，康有为对西方市场国家在货币领域的发展有初步的认识，而对于国家如何通过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扩大生产则有着十分细致的认识。
不知是否是出于康有为的安排，在这个阶段康有为的重要弟子之一陈焕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而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也是中国人写作的第一部现代经济学著作，得到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许多重要经济学家的肯定，该书以生产、消费等现代经济学的框架来梳理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及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我猜测康有为的许多现代经济学知识应该受益于陈焕章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政府财政困穷，袁世凯政府开始了大借债，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康有为认为适度地通过借款来解决短时期的财政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共和新立，促统一以理财政，立国之大经也。而民穷财尽，为银行货币生利之业，不得已而出于借外债，犹可原也”[11]。但如果以丧失国家主权为代价来借款，则是举五千年之中国，分赠之各国，而在外国财团的监理之下，则难以使国家富强。面对这种局面，康有为决定刊布《理财救国论》。
在书中，康有为认为民国政府靠借债度日是不可持续的，试图通过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捐献自己的财产来渡过难关也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只能通过发展生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在当今的世界，要增加国家的财力和民众的收入，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是必要的。
康有为将他的理财术概括为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制度设计：“夫所谓理财之道者，妙用银行以为枢，通流至虚之纸币公债以为用，搜藏至实之金银以为备，铸行划一之金币以为符而已。”[12]康有为强调银行的重要性，其步骤是：首先要设立国家银行来调节金融体系，发行纸币，整顿币制。不过，中国国土广大，中央银行的调节会因为缺乏比较畅通的交通系统的支持而受到阻滞。这样，必须建立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来补充。康有为认为可以模仿西方一些国家建立“国民银行”的做法。国民银行既可以改善边远地区的资金流通，还可以调动民间资本来补充中央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康有为提出，也可以通过发行公债等方法，来充实中央银行的资本金。
针对国民普遍贫穷的现状，国家不能一味通过征税来聚敛财富，而是应该激活国民的存量资产，并获得收益。康有为主张设立“宅地抵当银行”来应付物质竞争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他说：“吾国人多价贱，物产繁多，实为农工之国；然民贫已极，非国家奖助，欲兴农工，其道无由。”[13]在他看来，德国迅速超越英法而强大，也有金融创新的功劳。德国的创新点就在于设立土地抵押银行，来汇聚分散的资金，满足现代工业和集约化农业发展所需的庞大资金。
康有为还十分超前地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他提出应该模仿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中国建立股票交易所。在现代社会，要实业富国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如果只依赖银行来筹集资金，则因为抵押物的要求，所能获得的贷款有限。而资本市场则可以通过“预期”收入来获得“溢价”。针对股市会刺激“投机”和“破坏实业”的批评，康有为辩护说，股市“投机行为”和“积累资本”并存，关键是看利弊。同时，股票的价格取决于企业的赢利能力，会刺激企业经营者致力于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技术的进步，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康有为所提出的让人“骇异”的方案是以消费来促进生产的方案。在他看来，节俭对于个人而言是美德，但也会抑制财富的流通和工艺的进步，因此，“尚俭”是“一个人之私德，而不知公众富美之义也，故国富民生无藉也。欲求富美文明，奖民美屋为上，美器次之，衣服为下；若饮食则为奢侈，宜厉禁之”[14]。
康有为总结自己的理财救国方案是“先定国民银行，以集中央银行之资本公债，而发行纸币于上；各省县乡有组合银行，以交通国民于中；有劝业兴业银行、股票交易所，以裕民于下；有正金银行，以平通、汇兑、借贷外债于外；有特权银行，以辟富源、佐边用于边。数者并举，而中国犹患贫者，未之有也”[15]。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套金融改革体系也并不能说过时了。
在康有为写作《金主币救国议》的前后，杨度写下了影响广泛的《金铁主义说》，认为中西竞争，不仅是武器的竞争，还是货币的竞争。中国应该认清西方民族国家的多重价值取向，以及现代经济竞争中货币的重要性。同时期的盛宣怀、张謇等人也都提出了设立银行的建议，而张謇更是通过南通的实践，探索了现代中国地方现代化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当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参与万国竞争成为近代知识群体的共识，那么，对于财政金融等经济问题的关注，既是他们建国理想的现实性方案，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其社会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的重大转型。他们不再满足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和实践，如何通过财富来让国家强盛、人民富足成为他们治国平天下的“入手”处。
【注释】
[1]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载《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页。
[2]金观涛等：《从“富强”、“经世”到“经济”》，载《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307页。
[3]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4]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
[5]魏源：《默觚·治篇一》，载《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页。
[6]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八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7]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49页。
[8]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69页。
[9]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65页。
[10]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76页。
[11]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56页。
[12]康有为：《理财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386页。
[13]康有为：《理财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407页。
[14]康有为：《理财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409页。
[15]康有为：《理财救国论》，载《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