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崛起而导致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其关键点则在于朝鲜。
张謇去吴长庆军中做幕僚，使他对于朝鲜问题的重要性有远胜于同时代人的切身感受，对这种东亚新格局的认识影响了他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就在他担任吴的幕僚后不久，袁世凯也前来投靠。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朝廷派丁汝昌、吴长庆前去处理朝鲜的危局。兵变很快被平定，但是张謇已经意识到，日本对于朝鲜的企图心将成为中日俄在东亚争夺的焦点。基于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认识，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作《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详细阐发了他对于朝鲜事务的看法。
张謇认为，中国以朝鲜为外户，朝鲜亦倚中国为长城，但朝鲜已经成为日俄的企图心之所寄托。“日本力不逮俄，而较俄为近。既攘中国之流虬为己有；得陇望蜀，益思图我朝鲜。其君臣上下，处心积虑，亦非一年。”[1]张謇认为琉球这个朝贡国的丧失已经引发越南等地的连锁反应，而如若朝鲜再由日本控制，则中国内地的危险就日益逼近了。据此，朝廷需要制定整体性的方案来处理朝鲜问题。张謇提出，首先要强化与朝鲜的旧约，向朝鲜派兵驻扎，训练海军。在南洋的海口，也严兵屯守，不让日本有声东击西的可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朝鲜短时间内被日本所占领，也能“规复”。因此，坚决不能与日本议和，以杜绝日本的“窥伺”之心。“今日本野心日张，无理日甚，彼方以中国为其演试军事之地。若遇事轻许，自取损失，彼力有什伯于日本者，迭起效尤，何以应之？”[2]很显然张謇是看到了日本在东亚的战略企图，因此，提出了加强东三省和朝鲜的关联的建议，即使已经到宣统三年（1911年），他也没有改变这个主张，在与人讨论朝鲜局势的时候，他依然为当时政府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愤然不平。[3]在甲午战争前，翁同龢就是主战派，战争失败之后，是否能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就不能仅从利害关系着眼，而是如何减少损失的问题了。
张謇看到朝鲜的战略意义，所以当日构衅朝鲜的时候，他是主战的[4]，所以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九月上书弹劾主和派的代表李鸿章。他认为，光绪八年（1882年）与英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于朝鲜为中国属国这一地位的认定，在日文版本中并无相关表述，这是作为签约者李鸿章的重大失误，并认为随后北洋军队和李鸿章所一心谋求的议和目的，导致贻误战机。张謇认为：“自来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惟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5]他认为是李鸿章一味谋和，造成了目前的败局。
对于中日关系的认识及其对未来中国的重要性，张謇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替张之洞所撰的《立国自强疏》中，表述得最为清楚。在张謇看来，《马关条约》带来了短暂和平之局，但中国并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对于中国领土的企图是日本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奏疏说日本对于朝鲜是“有意之挑衅，无理之决裂”，目的就是要尽占朝鲜，并进一步犯我辽东内地，最后攻入北京。[6]“久闻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断不能再图报复。”[7]且日本已参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计划，因此，必须进行制度性的变革，才能抵御日本的瓜分企图。这个计划包括，军事操练和部队建制；建立船厂和铁路；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设立更多的行宫，以备战时之需。
该奏疏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广开学堂”“速讲商务”和“讲求工政”部分。在“广开学堂”的改革设计中，张謇指出，不能只看到西方的强大而忽略了强大的原因，他认定日本的强大就在于学习西方，并把学成归国的人员都按其所学安排在适合的岗位上。中国也应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派出学习各国语言文字和农业、制造、商务、军事的人才。他尤其强调说国家花费大量的经费派出的留学生回国，若不受重视、学非所用，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
张謇的商务实践经验是他受到张之洞器重的重要原因。纵观晚清改革的种种策论，张謇在商务上的建议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在这个文本中，他提出要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并建立进出口的渠道：“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素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他提出要在各省设立商务局，“令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其轻重，而官为疏通之”[8]。杜绝随意征税，避免工商从业者之间的无序竞争。同时，国家的招商局应加以改革，应设立董事会来加强专业性。
在张謇看来，要发展工商业，就应该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务机构，这样，商人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最后是关于“讲求工政”，这相当于“制造立国”。张謇说西方国家的商务立国背后是产品的先进。中国人口众多，仅仅依靠农业很难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制造业的发展。“查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轻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即如日本，尤重工政。该国于通商都会编设劝工场，聚民间所出器用百货，第其最精，此亦仿西洋之例。国家予牌以赏，俾使专其利。是以百工竞劝，制造日精，销流日广。”[9]张謇的确是较早地认识到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的重要性的人。当时大多数人认识到西方强大是由于制度的作用，还不能认识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要建立在技术进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长期转变基础上。西方的工商立国政策也是因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近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确立。
说到因日本崛起而引发的中国改革，我们当然不能不提到康有为。因此，讨论康有为与张謇的关系，对于分析张謇的改革策十分关键。
张謇与康有为最有可能因为1889年同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而结缘，就作者目力所及，并没有发现他们开始交往的具体材料，但从康有为所赠张謇的诗中，可见科第失败后的安慰和鼓励。
第一首题为《赠张季直孝廉謇，兼呈沈乙盫刑部》：
天池日蛙
，仁者意云何？龙凤难潜逸，耕渔且隐歌。
侧身思俊及，落日睨山河。且上金台望，排云问大罗。
第二首题为《送张季直下第还山》：
天时日榛塞，无事恋微波。浮海材应取，藏山事孰多？
收身合屠钓，回首怅山河。与尔将偕隐，烟波行醉歌。[10](https://www.daowen.com)
对此事，张孝若先生的传记中也有描述，说两人“其时相识，很有往来，康并且还做了好几首诗送给我父，表示他的钦迟”[11]。但《传记》中又说康这时排场很大，所以张謇没有应答，对比张謇《日记》中的描述，应是张孝若先生把张謇的两段不同时间的记述混淆所致。
不过，张謇和康有为关系中最为复杂、也最为关键的人物是翁同龢。翁同龢与张謇既是同乡，又深为赏识。加上翁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复杂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张謇与康有为等人的交往。
康有为有宏大的政治抱负，但在北京又缺乏真正的依靠，所以，一直在寻求把他的变法设想上达的渠道。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康有为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以布衣身份，欲上书皇帝，想请翁代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遂愿[12]。时隔六年，康氏来京参加会试，再次希望借助翁同龢来传递他的变革主张，并送呈自己的作品。对此，翁同龢的日记有所记载，是年五月初二记：“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之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同月初五日又记：“答康长素，未见。”[13]
康有为因其公羊学的作品《新学伪经考》等引发巨大的争议，翁同龢自然也不能接受这种将古代儒家经典判为“伪经”的过于大胆的结论。
甲午战争前后，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冲突日益公开化，而日益紧迫的形势和光绪皇帝急于改革以图强的期待，导致康有为逐渐受到重视。张之洞也一度支持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并提供了最初的经费。张謇的日记里记录了梁鼎芬来信让他列名强学会的事件。不过这与其看作是张謇与康有为的关系，还不如看作是张謇对于张之洞的追随。虽然因为“孔子纪年”等过于激进的举动导致张之洞逐渐与康有为疏远甚至对立。但这没有影响康有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在几次接近翁同龢未果之后，康有为获得了张荫桓和高燮等人的推荐并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在这个过程中，翁同龢是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也是谨慎的支持者。但马忠文仔细地梳理材料后，认为翁同龢并没有如康梁等人自称的那样有过向光绪直接推荐的举动。“以至戊戌年初就有张、翁引康变法的传言。但是，翁、康之间从未有过私人交谊，戊戌年春更是如此。因此，就事实的层面来说，翁同龢没有荐过康，真正向皇帝密荐康氏的是张荫桓。”[14]这也意味着张謇也不会与康有为有特别密切的联系。
1895—1896年，在家为父守丧的张謇，受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回到南通创办通州实业公司，开办大生纱厂，并任江宁文正书院院长。这也使得张謇在这个阶段离开了变法运动的中心。1898年，张謇回北京销假，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为光绪最为信赖的改革派。他们之间也再度发生联系。“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变法也。至是张甚，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康本科进士也，先是未举，以监生至京，必遍谒当道，见辄久谈，或频诣见，余尝规讽之，不听。此次通籍，寓上斜街，名所居为万木草堂。往唔，见其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且宾客杂遝，心讶其不必然，又微讽之，不能必其听也。”[15]
从年谱中的这段记载可见，张謇对康有为改革措施有过规劝，但没有被康有为接受。张謇还对康有为比较铺张的生活方式有所议论，这意味着他们之间并没有深交。
张謇与康有为之间在改革方略上的根本差异，还是要归结到翁同龢的态度上。上文所述，翁同龢只是为了维护与张荫桓的关系而不阻挠张等人对康有为的举荐，但翁不仅是不同意康有为借助今文经学对意识形态的突破，更不接受康有为过于激进的改革方案。
翁日记中所载，他对皇帝索取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消极态度，对张荫桓主持的仿效西法改革外交仪节的抵触和反对，以及“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言论，都体现了他对于改革所持的“限度”。康有为自述：
正月初二日，总理衙门总办来书，告初三日三下钟王大臣约见。至时李中堂鸿章、翁中堂同龢、荣中堂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相见于西花厅，待以宾礼，问变法之宜。
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问宜如何变法？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答曰 ：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问筹款，则答以：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于是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至昏乃散，荣禄先行。是日恭、庆两邸不到。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16]
这次会面，康有为获得了皇帝的召见，从而开启了其政治上的短暂辉煌，但却让荣禄和翁同龢等人感到其“狂悖”，失去了主要朝臣的支持，也注定了康有为的改革之路行之不远。1904年，张謇回看翁同龢的戊戌日记。从中可见翁同龢对康的态度的急剧转变。“戊戌四月初七，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17]虽然，作为帝师，翁同龢与光绪的关系，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可比，但面对光绪的诘责，翁同龢也不愿意配合其要求，可见翁对康之疏离态度之坚决。
戊戌变法在莽撞的康有为主持之下，很快受到各方力量的掣肘。1898年9月22日至10月10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各种消息纷至沓来。先是闻慈禧临朝后，开始缉拿康、梁。在康梁远遁之后，谭嗣同等六人被捕遭戮、一大批维新派官员被贬。而一直与康有为保持距离的翁同龢却被认为是举荐人而受牵连，对此，连翁同龢也大呼冤枉。对于戊戌六君子，张謇有其评论，“与叔兄讯。有徐、杨六人已罹刑戮之谣，访之果确，惟徐永远监禁。谭好奇论，居恒常愿剪发易服，效日本之师泰西，不知波兰、印度未尝不剪发，而无补于亡也。又常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林旭喜新竖子。杨故乙酉同年，平时修饬，见赏于南皮督部，不知何以并罹斯劫”[18]。在后党的反复打击下，为避党祸，张謇也竭力洗刷嫌疑。他在《年谱》中写道：“得彦升、眉孙讯，闻政府罗织党人，甘陵之祸将及，属远避。余与康、梁是群非党，康、梁计划举动，无一毫相干者，内省不疚，何忧何惧，谢之。”[19]群而非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描述，的确，张謇和翁同龢一起支持改革，但反对康有为式的改革，故而可称“群而非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