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造的范型
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直是现代中国追求民主、富强的国家的精神动力。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新青年》群体，呼吁民主和科学，所反对的就是民国之后的复辟和军阀割据所造成的政治倒退。而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也被孙中山乃至康有为、梁启超推动改良的思潮所感染。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担负起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使命。
不过，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生如此密切的关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由此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从而导致了不同革命目标和革命手段的两个政党的合作。不过，毕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围绕如何对待两党不同信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所采取的办法是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混同。孙中山在做《民生主义》第二讲时说，现在青年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组织了共产党，所以，当两党联合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内许多人产生了误会。孙中山说误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不了解“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99]。
就中国共产党这边来说，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主张独立开展工人运动，起初也并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具体帮助下，转而主张与国民党组成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大通过了“与国民党组成联合阵线”的决议。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提出的结论是：要将国民党改造成左翼政党，在国民党中吸收优秀党员等等。这实际上是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落实。
在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具体说，在民权主义方面加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在民生主义方面提出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由国家来经营等内容。但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与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在许多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除了国民党依然坚持三民主义的基本立场外，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大分歧。共产国际希望国民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而国民党的大会宣言只是说要吸收工人和农民加入国民党[100]。这些都为以后统一战线的破裂埋下了根子。[101]
对于三民主义，陈独秀等人多有批评。不过，在国共合作的情形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由“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转变。孙中山逝世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纲要中，提出要避免拿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较，以免将分歧公开化。“不宜宣传空洞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重要是要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02]并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称之为“新三民主义”，这样的做法引发了国民党右派的强烈不满。
即使是国民党的左翼，也并不是赞成共产党所强调的区分新旧三民主义的做法。针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来替代三民主义时，汪精卫特别提出：“政策与主义是有分别的。不论是政策或是主义，都是依着时代与环境而定的，在某一时代某一环境下需要什么政策什么主义，然后才定出什么政策什么主义，故主义与政策总脱不了时代环境的关系。可是主义的时间性要长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时间便不同了，政策系由主义发展出来的，没有主义的时间性长。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时间性是很长的，自秘密革命运动起以至军政训政完全依三民主义而实行的，到宪政时期更是如此。至于政策是主义的产物，由主义按着时间与环境而定出一种适用的政策，故主义不与政策相提并论的。”[103]
孙中山逝世之后，针对中国共产党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做法，国民党右翼试图将中国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在思想上将国共差异明晰化的就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发表之后，陈独秀又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主动退出国民党以保持政治独立的面目，但被共产国际否定。尽管组织上退出国民党的动议没有被接受，但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都对戴季陶的主张进行了尖锐的批驳。
在1925年9月11日、18日的《向导》周刊上，连续刊登了陈独秀所写的《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在信中，陈独秀指出戴季陶在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是只看见民族革命的需要而看不见阶级斗争的需要。在民族革命中，我们不但要依靠工农的力量，也要依靠其他民族的援助。国民党宣称自己是全民政党，但如果他代表各个阶级的全体国民，那么便不能将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由此，陈独秀认为戴季陶所追求的纯正三民主义，单纯的国民党，其实只能说明他所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系统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104]虽然，陈独秀在此信中主要是批驳《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但从他对仁爱说的批评而言，也针对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的观点。
除陈独秀外，恽代英主要从道统说批评了戴季陶的思想，他认为革命主要依靠的是革命者的信仰，而非圣贤的教诲，那些没有圣贤的地方也在发生着革命。“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来无人理会的所谓‘正统’思想是中国的文化，我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105]
瞿秋白也认为用不着从圣贤的道统里面为三民主义找根据。要解决民族、民权、民生的问题，应该从唯物史观出发去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而不是实行儒家的“仁政”。“戴季陶等所谓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运动，实际上是把国民革命变成狭义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成了争中国民族之‘哲学思想’‘孔孙道统’‘国民文化’，甚至于‘血流’的久长和多量；要做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运动，却又不许有阶级斗争，只许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106]从恽代英和瞿秋白等人的批驳文章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戴季陶的批判主要是他反对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的立场，认为他利用儒家道统来强调纯正三民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国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的批判目的在于要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努力维持国共合作，但最终的结果是国民党右派逐渐占据主导，蒋介石发动了“清党”，中国共产党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中国共产党再度强调三民主义则是因日本侵略的危机下寻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东北之后，准备占领全中国，所以必须要团结国内的各抗日势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并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由建立“工农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明言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农的利益，也代表民族的利益。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宋庆龄、蔡元培等许多爱国人士并代表中国共产党致信中国国民党，提出愿意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前提下，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主要是用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提法，并没有将三大政策表述为“新三民主义”。
1937年5月，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在提到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的时候，说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随后，因为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所以三民主义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仰，那么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两党重新合作，经过重新整顿的三民主义可以成为合作的基础。不过，“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107]。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公布了中共于同年7月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108]。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也被称为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3月20日，在延安举行了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大会。在会上，毛泽东指出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他所制定的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并说，孙中山一生坚持其主义，并不断发展三民主义，“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109]。
毛泽东多次提到，国民党部分实现了民族主义，但对于民权和民生主义，则完全没有实现，所以现在是国民党完全实现三民主义的时候了。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重要性。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就不能实现，抗战也就不会胜利。[110]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而这也是与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相关。其实在此前延安关于三民主义的介绍著作中，就已经强调了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在陈伯达出版于1938年的《三民主义概论》一书中指出，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物，但其形成也是四千年文明的结晶。其中，民族主义来源于古代的夷夏观念，民权主义则继承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特别是民生主义，来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关于“大同”的梦想。“如大家所知道的，这曾是被戊戌启蒙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根据自己的社会基础所特别加以时代的渲染和发挥过的；同样地，这古代哲人的梦想也为中山先生所乐道；中山先生是把自己的民生主义当成中国古代所梦想过的‘大同’的。”[111]如前所述，突显三民主义的传统根源曾经是戴季陶主义的最大特征，而在国共合作抗日的阶段，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共同纲领，民族主义的因素尤其值得肯定。不过，陈伯达的书里专门列章节讨论“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说明新旧三民主义的提法，在这个时期还没有被确定下来。
既然将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那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包括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必须要解释的问题。1938年11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讲话，强调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即在某一个特殊的阶段，寻求民族解放和实现阶级平等是可以互相促进的。[112]在这次名为《论新阶段》的讲话中，毛泽东还论述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认为任何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有现实性，即承认三民主义在寻求国际平等、国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平等等方面有其价值。但共产党并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即实现共产主义。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更为系统的表述则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
毛泽东在文中，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和“一个主义论”，所谓“一次革命论”就是为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迷惑。革命是分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任务也不能被合并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去完成。而“一个主义论”其实就是“一党主义论”的延伸，事实上就是要否定共产主义的理想。
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纲上有共同点，但在三民主义中并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也没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在宇宙观上也存在着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唯心论、二元论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在革命的彻底性上的差异。
由此，毛泽东划分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其他的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以这篇宣言为界，区分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两个历史阶段。“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113]
1924年之前的三民主义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具有革命性质的，但在工农已经觉悟的时期，如果不能发展，停留在反共的意识上，看不到工农的力量，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新民主主义论》主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讨论了新旧三民主义的差别，而关于新旧三民主义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的不同的论述，主要体现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最高纲领，其中一般纲领或称共同纲领，即要“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样的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在政治制度上，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民权主义”革命主张是完全一致的。[114]不过在政权组织方式上，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政府，而政府能集中地处理国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也符合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政策，对于国计民生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业，由国家来经营管理。“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15]而新民主主义国家“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116]。不能存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鉴于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对于“三民主义”的忠诚度，对此，毛泽东做了专门的解释。毛泽东提出这个三民主义也就是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三民主义纲领和旧三民主义之间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这两者之间在基本原则上有一致性，但新民主主义要更完备。“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117]
三民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并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复杂的政治历程中，很难有一种观念如三民主义般具有如此丰富的解释路径。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在形成的历史中所累积的多重政治面向，以及在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时候，所留下的政治分歧点。而且也因为三民主义作为总理遗教所带有的正统性符号价值。这都导致了国民党内部，以及两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三民主义进行解释的必要性与斗争性。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改变，三民主义在台湾地区也已成为意识形态的陈迹，如何客观、理性地对待这份历史遗产，这既需要学术的基础，也需要有政治的魄力。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页。
[2]冯自由：《革命逸史》，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5、463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4、329页。
[4]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改组为国民党，但国民党的组党宣言，并没有提及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规约中，所举的目标主要是民主建国，单一国制，“此与孙中山先生同盟会时期的思想相比较，我们当见立即实行责任内阁和两党政治的主张，与中山先生以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定建国程序的主张枘凿；以省为自治团体的主张与中山先生以县为自治单位的主张枘凿；而三权分立的主张与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主张枘凿”。这就是说宋教仁等人所改组的国民党的基本主张与孙中山的一贯立场之间存在差异。（见王德昭：《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3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8、120、122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6—127页。
[7]孙文：《三民主义》，台湾三民书局2016年版，第1页。
[8]孙文：《三民主义》，第2页。
[9]孙文：《三民主义》，第56页。
[10]孙文：《三民主义》，第61页。
[11]孙文：《三民主义》，第72页。
[12]孙文：《三民主义》，第82页。
[13]孙文：《三民主义》，第173—174页。
[14]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97页。
[15]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年2月），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32页。
[16]共产国际订有信条二十一条，对于世界共产党具有约束作用，也包括国民党。信条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部有绝对的权力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决策与行动……如有不服从共产国际者，逐出组织之外。”（转引自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64页）
[17]陈独秀：《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365页。
[18]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三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20]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
[21]吕芳上说，改组国民党是国民党突破困局的努力，五四前后，国民党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在思想上，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以及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也对三民主义构成冲击，于是需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参看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55页。
[22]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37页。
[23]孙中山：《三民主义》，第176页。王奇生也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同等起来是为了迎合五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60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25]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
[26]“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还相当弱小，由于广州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更由于孙中山政府在南方是唯一的反帝革命政权。因此，共产国际不愿错过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有利时机，接受了孙中山在党内合作的条件，当然也相信国民党在组织上还不十分强大。我们在看到这种背景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共产国际在1923年8月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为什么马林在1922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强迫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见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74—75页）
[27]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5页。
[28]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201页。
[2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215页。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164页。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170页。1928年7月，蒋介石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发布祭告总理文，也在为他的“清共”策略辩护。他说：“爰于本年一月，继清共之举而绝俄，凡兹政策之变更，皆经同志反复考虑，认为无背于总结之遗教。”（见蒋介石：《蒋中正自反录》第一集，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68页）
[3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第171页。王奇生曾研究过1920年代革命话语的演变，认为当时的不同的政治团体有一种将革命神圣化的倾向，纷纷宣称自己是革命政党，同时也在强调自己的革命属性的时候，攻击别的政治团体是反革命。（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33]《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孙中山遗嘱之训令决议案》（1925年），转引自费约翰：《唤醒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1页。
[34]黄仁宇对于“清党”事件的解释颇有意味。他说：“经过‘清党’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及国民党政府之领导地位日益明朗化。‘国民革命’脱离了苏联及第三国际之约束，使日后与英美接近之外交路线可能，也在江浙地区相当成功的实现了初期之财政集中，国民党军队也逐渐职业化。这些准备使十年之后对日抗战可能。中共虽在国民党‘清党’期间受到打击，实际上也经过一段严重的考验。以前由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离书本上的教条主义，也无法摆脱当日国际共产主义者支配，至是有了大规模之转向，才蜕变而为毛泽东领导之中共。又整个与城市生活绝缘，才开始走上了以中国为本位的农村改造之途径。”（见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35]宋小庆等编：《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讨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2—63页。
[36]费约翰著，李霞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334页。
[37]民族主义的定义很多，比较简明的如徐迅所说：“民族主义作为历史现象是非常近代才出现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指以‘民族’为符号、动力和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以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为依托的情结和情绪。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潮流最初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还有的认为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扩展到欧洲、美洲，到20世纪，则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见氏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38]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有时被表达为“国族主义”，并解释道：他之所以放弃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也不主张世界主义，转而强调民族主义，是因为受情势所迫。在谈到天下主义好不好的时候他说：“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好不好，只看他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见孙中山：《三民主义》，第34页）
[39]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119页。
[40]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1929年9月10日第2卷第6、7号合刊，第5、6页。
[41]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6页。
[42]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46页。
[43]戴季陶所批评的主要是1924年12月陈独秀在《向导》发表的《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命运》一文。文章指出北方军阀从强化他们的独裁统治出发，来邀请孙中山北上。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应该揭露军阀的阴谋，而不与其合作。（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397—398页）
[44]《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1926年版，第88页。
[45]戴季陶：《告国民党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书》，载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广益书局1929年版，第91—94页。
[46]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412页。(https://www.daowen.com)
[47]戴季陶：《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书》，载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第96—97页。
[48]为什么戴季陶和蒋介石在诉诸民族主义的时候，往往使用儒家来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金观涛先生的分析值得注意。“中国文化的民族认同中包含着两极，高度的道德价值一元论组成了世界主义这一极。但是道德又被等同于儒家伦理，它使得中国儒家文化、制度和人伦等级秩序被视为世界第一，远高于世界各国，它组成了中国人用儒家意识形态认同代替民族认同的另一极。”（见金观涛：《创造与破坏的动力：中国民族主义的结构及演变》，载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页）
[49]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25页。
[50]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26页。
[51]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27页。
[52]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22页。
[53]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23页。
[54]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14页。
[55]戴季陶：《青年之路》序，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68页。
[56]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17页。
[57]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418页。
[58]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423页。
[59]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428页。
[60]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第1页。
[61]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434页。
[62]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32页。孙中山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中说过：“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见孙中山：《三民主义》，第192页）
[63]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18页。
[64]戴季陶：《知难行易》，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58页。
[65]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第17页。
[66]戴季陶：《革命的知识与革命的工作》，载《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38页。
[67]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载《戴季陶讲演集》，第155页。
[68]戴季陶：《革命的知识与革命的工作》，载《戴季陶讲演集》，第50页。
[69]戴季陶：《三民主义的一般意义与时代背景》，载《戴季陶讲演集》，第114页。
[70]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第425页。
[71]周佛海和沈玄庐就是在戴季陶的影响下，脱离共产党并积极参与“纯正三民主义”的宣传。可参看滕峰丽：《民国时期的三民主义——戴季陶思想研究（1909—1928）》，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133页。
[72]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卷，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140页。
[73]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179页。
[7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75]蒋介石：《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载《蒋中正自反录》第一集，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46页。
[76]蒋介石：《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载《蒋中正自反录》第一集，第249页。
[77]蒋介石：《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载《蒋中正自反录》第一集，第249页。
[78]蒋介石：《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载《蒋中正自反录》第一集，第251页。
[7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第197页。
[8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第508页。
[81]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卷，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页。
[82]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38页。
[83]蒋介石：《祭告总理文》，载《蒋中正自反录》第一集，第628页。
[8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第416页。
[85]王奇生说，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从其独断。孙中山逝世之后，短短二三年间，国民党高层权力争夺激烈，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人爆发了党魁继承人之争。（见王奇生：《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载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页）
[86]王奇生说：“19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革命而反对改良，认为革命是一了百了地解决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使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国、共、青三党分别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依归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使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载《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100页）
[8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第260页。
[8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第516页。
[89]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载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5年版，第25页。
[90]陈圣士、林泽震：《新生活运动》，载台北“教育部”主编《中国民国建国史》第三篇，“国立”编译馆1989年版，第1281—1282页。
[91]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载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6—7页。
[92]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2—23页。
[93]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载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25页。
[94]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载孙中山：《三民主义》增补，三民书局2016年版，第65页。
[95]陈立夫：《新生活与民生史观》，载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37页。
[96]于右任：《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载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121页。
[97]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载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六十八辑，《新生活运动史料》，第33页。
[98]艾森斯塔：《传统、变迁与现代性：中国经验之反省》，载金耀基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10页。
[99]孙中山：《三民主义》，第206页。
[100]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234页。
[101]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孙中山口头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是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来压制共产党，目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所以必须反对。（见《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528页）
[102]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103]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载《汪精卫全集》初集，三民公司1929年版，第83—84页。
[104]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三卷，第508页。
[105]恽代英：《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载《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3页。
[106]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载《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10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9页。
[1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109]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05页。
[111]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中国文化社1938年版，第2页。
[11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8—539页。
[11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0页。
[11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6—1057页。
[11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11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页。
[117]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