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基本立场的“国家意识”

张謇生活在晚清到中华民国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关头，虽然如何定义清朝的国家形态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有人称之为帝国、有人称之为王朝国家。无论如何，当时的先觉者已经意识到中国进入一个万国竞逐的世界，在这个新的竞争格局里，民族国家是最为普遍的竞争主体，所以各方都在呼吁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国家意识”。这在梁启超轰动一时的《新民说》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达。他说：“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彼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3]这就是国家思想的第一义。在梁启超看来，积民而成的国家之团结，是每一个国民得到利益和安全的保障。

不过，梁启超也看到，中国人长期缺乏“国家”观念，形成于欧洲内部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长期生活在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的中国人而言，又是相对陌生的。所以，中国要转型成什么样的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目标。概而言之，作为一个由中心—边缘所构成的王朝国家形态，如何在领土、主权和人口这些现代国家的观念面前得到有机的融合，同时，在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完整地继承旧帝国的人口和领土，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角力的核心问题。许多人从中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复杂性。从革命派一方而言，最初的策略是要利用民族主义来唤起人们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所以，按章太炎的说法，本来是要推翻清朝贵族的腐朽统治的革命，以光复汉族王朝的口号来激励。对此，立宪派的各种势力，普遍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在保全现有国土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对此，梁启超还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主张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作为晚清最具行动力的政治势力，革命派的建国立场多有变化。早期比较倾向于恢复汉民族的国家，比如在《浙江潮》这样的比较激进的杂志中，余一所发表的《民族主义》一文就明确提出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论说，这也是晚清各省独立的重要理论基础。不过，在民国建立后，革命派则接受了“五族共和”的理论^[4]，主张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https://www.daowen.com)

在世界各地民族国家建立的潮流中，许多大的帝国逐渐崩溃，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但是中国几乎是一个例外，中国在由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时候，虽然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夺取了很多的土地。不过外部的压力也是国家凝聚力的一种刺激因素，在现代中国的建立过程中，实际上国人所最为关切的是如何将原有松散的中心—边缘结构转变为“纳四裔入中华”，所谓“四裔”就是把周边的一些民族区域纳入新建立的中华民国里面。

总而言之，无论是主张恢复汉族国家的革命派还是主张帝国延续的改良派、立宪派，要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努力之所以逐渐成为共识，这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大一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因此，无论中国的疆域如何变迁，疆域内的各种族是否始终融洽无间，但大中国的观念随着分久必合的意识而越来越坚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