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定义为“中国梦”，其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要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具体表现有民族复兴、国富民强和人民幸福感提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编制了“十三五”规划，阐明了国家倡议意图。“十三五”规划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它描绘了中国2016—2020年的社会发展宏图，并且谋划了十四个大倡议，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了目标和方向。有了目标和方向以后，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做才能在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当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经济发展的道路呢？这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中国将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合作。[1]
（一）国内背景
现阶段我国虽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能和可观的市场需求量，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节假日的“境外消费热”，结构问题是造成这种消费外流的原因。虽然每年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由于商品质量以及服务跟不上，供给的产品不能满足当前国人的需求，出现供给剩余，根本原因是现行机制束缚了我国经济的创造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国家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区域结构以及要素结构都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近水楼台先得月”，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近国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化的合作，加强发展倡议对接，促进国家之间经济贸易的往来有助于改善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将助力我国冲破中等收入陷阱。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正在成为一个困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难题。从空间角度分析，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是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8年广东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9.73万亿元人民币，甚至一个省的生产总值就超越了世界第14大经济体澳大利亚，但是西藏2018年生产总值却仅为1478亿元人民币，不到广东省的零头。从人均来看，2018年上海、江苏等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早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1.14万美元左右），但是甘肃省仅为4735美元，不及世界第99位中美洲国家伯利兹（4862美元）的水平。东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大相差四倍以上。另外，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不完善，西部地区的铁路、公路网密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2017年，天津、北京、上海三个直辖市的铁路网密度每百平方公里已超过7公里，但是新疆、青海、西藏西部区域的铁路网密度仅为每百平方公里0.33公里、0.29公里和0.06公里。2018年，上海和天津的高速公路密度都在每平方公里10公里以上，但西藏通车里程每平方公里仅0.05公里，新疆和青海的通车里程也在每平方公里0.5公里以下，不及发达地区的1/10。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第二个表现在于南方和北方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东北三省发展速度缓慢。2019年前三个季度，东北三省的增长速度全部落在全国后几位。2019年的前三个季度中吉林省的GDP增速为1.8%，排名倒数第一；黑龙江省的GDP增速为4.3%，排名倒数第二；辽宁省的GDP增速为5.7%，排名倒数第九。从最新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2019年7月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9%，增速同比回落4.4%，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在全国区域范围内最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东北经济正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还处在探底的过程中。虽然西部发展落后，东北发展缓慢，但是从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区域具有明显优势。西北、东北地区在天然气、石油、煤炭等方面具有资源优势。和东部相比，西部和东北的耕地资源也相对比较充足。在淡水资源方面，东部地区的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其中北京和上海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10。而青海和西藏的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倍和63倍。
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大，而我国的矿产资源、油气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过高。以石油为例，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约为70%，且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进口来源地集中在三大地区，分别是中东、西非和俄罗斯及中亚地区。而进口如此多的石油，我国的运输能力却堪忧。我国进口石油的运输方式较为单一，除了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口的石油是从陆上运输的之外，其他90%以上的石油进口都需要海上运输。我国油轮在海上进口石油的运输过程中仅承担了其中的15%，这也意味着对于另外85%的石油运输，我国还要依靠其他国家的运输船队，不仅需要承担运输途中的风险，还要支付高额的油价和不菲的运费。
综上，从国内背景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却依然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是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导致许多行业的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其次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西部发展相对落后，东北发展缓慢；最后是我国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且进口来源地较为集中。
（二）国际背景
从国际背景来看，如今世界正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多边投资贸易规则和国际投资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尤其是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外部环境以及收入分配恶化的内部情形下，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抬头。这些国家将国内出现的失业率上升、制造业空心化、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贸易逆差等社会经济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并采取逆全球化的对策。这些国家逆全球化的政策趋向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恐慌和焦虑，并不断冲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
逆全球化的表现包括贸易逆全球化、投资逆全球化以及移民逆全球化等，其政策含义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本土主义和贸易上的保护主义上。经济上的本土主义的政策特点保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部分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保守化，具体包括实行大幅减税、财政支出改革和金融监管松绑等政策。选择本土主义经济政策的部分西方政党已经在新一轮政治周期上占据优势。[2]贸易上的保护主义是指征收反倾销关税、征收反补贴税、撤销双边贸易优惠以及依据国内单边条款征收报复关税、给予本国农业生产者贸易补贴等措施。部分西方国家认为是全球化导致了其现在的不利境况，自由贸易使本国产生了巨额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国内失业问题严峻，在使自己成为输家的同时，使得中国等部分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受益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发展形态。这里的“发展中国家”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尚处于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国家，即经济相对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3]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的发展过程当中遇到了各种困境，中国尤其受到了部分西方国家的不公平对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立志于发展本国经济，而团结发展中国家一直都是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倡议的措施，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经济公平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也必须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关系，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现阶段的世界政治经济大环境中，客观现实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急需发达国家的科技和资金等，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其采取措施加强贸易保护，或者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提供技术和资金等时提出有损我国主权和利益的附加条件，会使得我国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但是在数量上拥有绝对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发展类型，其中既有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也有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还有比我国经济发展先进的国家。但是不管什么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都与其经济具有互补性。所以，中国在同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时，双方以互惠互利相待，其信任度较高，使得各方在经济合作中均处于主动地位。另外，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都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现状不满意，并致力于改变现状，建立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因此，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利于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协调行动。所谓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经济公平；而与发展中国家间积极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强各自的经济实力，更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总之，现阶段尚未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我们仍然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在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我们固然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革，使自己成为一个贸易强国，而不仅仅是贸易大国；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团结广大的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不断形成自己的国际贸易体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开展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普惠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向世界宣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的决心和与世界其他各国同享“中国红利”的包容。“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搭建了一个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为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上海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所指出的，“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开放承诺与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