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设立不仅使我国的优势产业在海外形成了集聚效应，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东道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促进其相关产业的升级，实现了中国和东道国的共同发展与互利双赢。
以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区为例，中白工业园区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最大、合作级别最高的工业园区。合作园区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贯欧亚枢纽位置的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总面积为91.5平方公里。中白工业园区在开发初期确立了以新材料、机械制造、医药化工、电子信息等为主要产业，并吸引了华为、中兴、中石油等国内企业入驻。中白工业园区是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共赢的典范。对中国而言，工业园区可以使中国企业通过产业集聚和平台效应，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开拓新的市场；对白俄罗斯而言，工业园区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就业、增加税收，并有效地促进白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中白工业园区有效降低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和白俄罗斯引进外资的交易成本，两国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方式都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设立至今，共经历了企业自主探索期、政策扶持下快速成长期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速发展期三个阶段。[15]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5年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企业自主探索期。在这一阶段，合作园区主要以企业自发为主导，基于扩大国际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及获取外部资源等诉求，探索跨境投资的新方式。例如，海尔集团曾于1999年4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建立海尔美国工业园，通过生产中心本土化的方式逐渐打开美国市场。2005—2012年，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进入政策扶持下的快速成长期。从2005年底开始，商务部相继提出多项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去建设合作园区，政府所引导的公共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平台由此兴起。[16]到了2012年，商务部不再采用招标的方式，而是由中国企业作为建设跨境经贸合作园区的主导，在达标后由财政部和商务部确认及考核。这一政策和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推动了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建设发展。截至2018年9月，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24个沿线国家建成82家合作园区，入区4098家企业，累计共投资304.5亿美元。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进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速发展期。
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应转变发展观念，促使园区和东道国成为利益共同体，追求共享和互利式的发展。除此之外，还应从区位选择和产业规划两方面进一步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尤其对于尚在筹划和正在建设中的合作园区，更应该因地制宜地根据东道国实际情况形成不同投资规划，以加深合作园区和当地实际情况的契合度。
（一）企业发展层面：实施本土化和多元化的盈利模式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设立的意义在于不仅提供了中国企业联合去海外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为东道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合作园区内企业应从本土化经营考虑，转变发展理念，坚持共享式的本土化发展，促使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向“东道国-中国”园区转变。秉持互利共赢原则，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海外园区会将中国企业和东道国政府联合在一起，更好地推动园区发展。[17]企业本土化的经营模式同时有助于解决经贸合作园区内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但是因为境外合作园区的法律定位不清晰，因此中国企业往往承担园区内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园区的本土化经营有助于把东道国变为利益共同体，使之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与中国企业联手合作。
除此之外，园区内企业还应实施多元化的盈利模式，根据不同的行业定位，把握产业链上下游的协作关系，以形成地区特色产业为主、相关产业链条完整的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目前中国企业大多数合作园区的主要收益回报依靠工业地产的出租和转让，且回报的收益率较低，如果企业想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来获取利益，又会导致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下降。企业仅单纯地依靠工业地产出租的盈利模式远不能实现独立的市场化运营，并产生可观的回报。因此，园区内企业应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由专注工业地产开发转变为向全产业链服务。例如，可以为入驻合作园区的企业提供商贸物流、人力资源、培训咨询、服务外包、商业辅助等综合服务平台。
“产城融合”模式[18]是企业在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实行本土化和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思路。因为经贸合作园区的发展势必会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而规划园区可以从“产城融合”的模式考虑如何分享人口集聚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发现新的商业机遇。而实现“产城融合”模式的核心又在于城市人口的导入，因此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从工业地产过渡到城市地产开发是关键。城市地产的开发包括相应的配套设施，包括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这又回到了前文所提及的本土化经营的问题。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红豆集团通过本土化经营的模式解决当地就业1.7万人，对西哈努克省的经济贡献在50%以上，因此柬埔寨政府愿意和中国合作，共同在园区内设立图书馆和卫生服务中心等生活配套设施，通过“产城融合”模式使合作园区持续地健康运行。[19]
（二）园区规划层面：因地制宜地制定园区内的产业规划
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规划应注重因势利导，根据产业园区所在国家的不同特点形成不同的投资规划，以突出产业特色，提升核心竞争力。合作园区的建设需要依托东道国的优势产业，通过建设海外研究中心和高科技园区，在传统产业的创新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综合领域加强合作。[20]除了已通过商务部考核的境外二十家经贸合作园区以外（详见表2-2），表4-10展示了截止到2019年12月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在建园区和国家级重点经贸合作区，其中亚太区域的国际级重点经贸合作园区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的亚太国家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各异，因此中国应有差异性地对不同国家的重点领域采用不同的投资策略，以优化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空间和产业布局。例如，对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中国应加强与其在矿产、能源、林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建设资源利用型和农业开发型产业园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应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基础进行针对性的投资；在新加坡等经济水平较高国家进行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越南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印度尼西亚等资源较丰富的国家进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21]总之，在空间与产业布局方面，中国应因地制宜地利用装备制造合作和产能合作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建设，尤其应重点推动对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投资，构建亚太区域的生产网络体系；在服务业方面，中国应重点在合作园区内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太国家形成供应链体系和研发创新体系。
表4-10 截至2019年12月“一带一路”沿线在建及国家重点经贸合作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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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网站整理得来。
（三）国家层面：建设风险评估平台及拓展融资渠道
鉴于企业在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中可能面临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中国应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专业学者、法律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四方成立的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评估平台，以完善风险管控体系。评估平台应对合作园区所在国家的风险进行指标体系的量化评价，并包含预警系统、防控系统和止损系统。完善平台的建设有助于园区内企业制订相应方案，并提高对风险的应变能力。
平台的预警系统包括对东道国，特别是对投资风险较高的区域内的国家进行环境的评估和预判。其中外交部、商务部应发挥其信息优势，为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及时提供东道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最新动态，重点关注东道国的政治动荡、汇率变动等情况。然后由高校或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根据东道国的最新动态发布对其投资环境的评估，有助于合作园区的决策者提前做出判断。平台的防控系统可联系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为境外合作园区提供东道国法律法规、雇佣规则、税收制度等信息服务，让园区内企业能够充分掌握相关法律信息以做出科学的防控决策。平台的止损系统由保险公司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通过设立合作园区风险基金的方式来引导商业保险机构为其提供保险服务。除此之外，止损系统还应建立并完善海外投资损失的准备金制度，即允许企业在一段时间内每年免税提取一定投资额比例的资金计入准备金，以弥补风险损失，而期满后准备金余额按比例每年纳入应税收入中进行纳税。[22]
在拓展融资渠道方面，国家应鼓励国内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境外合作园区内开设分支机构，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本地化的金融服务。除此之外，还应完善双边金融合作机制，通过在合作园区内拓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方式来降低投资和贸易的汇率风险。探索实施园区内企业以股权、土地、矿业开采权等为抵押，由境外银行出具保函，为境外合作园区内的中国企业在国内取得贷款担保的“外保内贷”的融资模式，以盘活合作园区的海外资产。另外，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系列融资机构的设立，已经为“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的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在此基础上，国家可以建立更加简洁的管理投资审批手续，并健全企业境外投资检查制度来帮助园区内企业实现融资。